中国留学生的欧洲人,中国留学生的欧洲人多吗

欢迎大家加入这个中国留学生的欧洲人问题集合的讨论。我将充分利用我的知识和智慧，为每个问题提供深入而细致的回答，希望这能够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并促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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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男生或者女生对中国异性的标准是什么样子的？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之所以人们觉得外国人对中国人审美有差异，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欧美早期的中国移民大多来自香港福建等地，或者是东南亚的华人，其实东南亚的华人也大多是广东福建一带早起南下过去的。中国那么大，长相还是有地区差异的，由于这两个地方的紫外线相对比较强，人的皮肤自然比较黑一些，又由于祖先人种的特点，所以颧骨高的人就相对多一些，跟北方人（这里的北方可以指广东以北）差别还是有点明显的。而就是这批人在早期华人移民里占了不小的比例，所以很多欧美人从小看到的华人很多都是这种style的，大家想想改革开放也不过30多年，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慢慢变多也不过是过去的20年里发生的事情，慢慢的西方人才开始发现大陆其他地区的人长相上的差异，比如我先生就说我更像韩国人，不像他印象中的中国人，其实他原本印象中的中国人更多是英国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移民，现在的伦敦唐人街，那些饭店商铺也就基本上依然被这批人在经营，他之所以说我更像韩国人是因为我皮肤比较白，脸型相对比较圆润颧骨不太明显，慢慢的像我这样的中国大陆女孩儿多了，他们会渐渐明白，这才是中国大陆人主流的长相，随着大陆人旅游移民留学的越来越多，他们也会慢慢改变从前审美，比如我带我先生去成都的时候他明显的很会欣赏四川美女了。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大陆人的审美，确实有些人被一些中国人吸引有异域风情的成分，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会被肤色所吸引，黑一点反而是好事儿。还有一点需要提的，欧美国家的那些ABC，BBC很多也是第一代香港福建等地方移民的后代，他们自然也带了这种长相基因，而且国外不流行美白，打扮的风格也不同，所以他们的style跟中国大陆长大受很多日韩时尚影响的人也不一样。

孙中山长得像欧洲人吗

是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孙中山原在香港学医，并成为西医医师。鸦片战争后，孙中山目睹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决定抛弃“医人生涯”，进行“医国事业”。孙中山早期受的改良思想影响，后看清了的腐败，决心推翻清王朝，建立。

孙中山的故事：孙中山一生喜欢读书。他在的时候，有一天，几个中国留学生一起去看他，发现他的生活很艰苦，几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离开前，这几个留学生凑了40英镑，送给孙中山补贴生活。　　三天以后，这几个留学生又一起去看孙中山。来到孙中山的宿舍门口，他们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人答应。“算了，先生大概不在。我们下次再来吧。”一个姑娘说。“等一下儿，我来敲。”一个不高不矮的年轻人说。他用力敲了一会儿，孙中山才来开门。孙中山不好意思地说：“请原谅，我正在看书，没听见你们敲门。快请进！”他们走进孙中山的宿舍，看见桌子上摆满了新书。大家一算，买这些书大概需要30英镑。他们觉得很奇怪，问孙中山：“你连吃饭的钱都不够，还有钱买书？”“这是用你们送给我的钱买的，我还剩下10英镑呢！”“你应该多买一些好吃的，不要把身体搞坏了。”孙中山笑着说：“我觉得买书比买吃的还重要。”

二战时期中国人怎么帮助犹太人的

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在1938年至1940年出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冒着风险向当时在奥的大批犹太人发放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帮助他们逃离纳粹魔掌。

以下是何凤山先生的具体事迹：

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生命签证”

何凤山 1901 年 9 月 10 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市赫山区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21 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 1926 年考取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公费留学生，并以特优成绩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 1937 年任中国驻奥地利公使馆一等秘书， 1938 年至 1940 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

何凤山上任时，欧洲上空已战云密布，纳粹德国肆虐横行，掀起反犹恶浪。 1938 年 3 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奥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数约 18 ． 5 万人。纳粹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赶不走的则在集中营里成批屠杀。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就意味着死亡。于是，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

要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不少国家都“强调自身困难”，相继对犹太人签证亮起了红灯。求生的欲望使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每天奔走于各国领事馆之间，但大都没有结果。 17 岁的艾瑞克·高德斯陶伯把除中国以外的驻维也纳的 50 多个领事馆都跑到了，一个签证也没有拿到。富有同情心的何凤山不忍看着犹太人在维也纳等死，勇敢地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之门。高德斯陶伯 1938 年 7 月 20 日一次就从中国总领事馆拿到了 20 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这消息在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龙，许多求助无门的犹太人在这里拿到了去上海的“生命签证”，从而逃离欧洲去了中国，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澳大利亚等地。顶住压力何凤山成批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引起了纳粹当局的不满。纳粹以中国总领事馆的房子是犹太人的财产为借口，没收了房子。何凤山就自己掏腰包，迅速把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很小的房子里，坚持发放签证。

当时国内政界对向犹太人发放签证意见也不一。蒋介石对德国有好感，使用德国军事顾问，购买德国武器，还把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学军事。这自然对何凤山形成了很大压力，他很快就受到了来自顶头上司———驻德大使陈杰的直接威胁。陈杰秉承国内的旨意，想维持

同德国的关系，害怕得罪对方，因此坚决反对何凤山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但何凤山没有理睬。后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何凤山在向犹太人出卖签证。陈杰于是采取突然袭击方式，派人到维也纳调查。因查不到证据，才不了了之。但是，何凤山于 1940 年 5 月被调离维也纳。

救了多少人

何凤山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尚无准确数字，只是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至少是几千份。一位幸存者 1938 年 6 月得到的签证号码为 200 多号，另一位 7 月 20 日的签证号码为 1200 多号，而汉斯·克劳斯的签证日期为 1938 年 10 月 27 日，号码为 1906 号。 1938 年纳粹的“ 11 月大屠杀”之后，申请签证的就更多了。到 1939 年 9 月， 70 ％的奥地利犹太人已外逃，我国上海收容的犹太人就达 1 ． 8 万人。由此推算，所发签证至少是几千份。古巴等地还有一本书中说，有 4000 名维也纳犹太人拿着到上海的签证逃到了巴勒斯坦。

尘封六十年

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壮举，直到他过世后才公诸于世，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从 1937 年到 1939 年，上海被日本占领，犹太人进入上海无需签证，研究人员难以想到驻欧洲的中国外交官能有此等壮举。二是二战结束后中国陷入内战，以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关于中国人救助犹太难民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 1995 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访问德奥两国时才得知，虽然当年入境上海不需签证，但犹太人没有到上海的签证就不可能离开奥地利。三是何凤山一生淡泊名利，并不认为救助犹太人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自己很少对人提起。他同女儿何曼礼谈及此事时就说：“我对犹太人的处境深感同情，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我感到帮助他们义不容辞。”他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对这件事也只花了很少笔墨。书中写道：“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大白于天下

1997 年 9 月 28 日， 96 岁高龄的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去世。女儿何曼礼在讣告中提到父亲在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期间，曾向犹太人发过签证。讣告在《波士顿环球报》刊出后，在美国的犹太裔历史学家艾立克·索尔即打电话向何曼礼询问此事。接着，这位历史学家找到了何凤山亲笔签证的一些犹太幸存者及其后裔，找到了当年的签证。以后，犹太人在举办纳粹大屠杀展览时，都把何凤山放在显著位置，世界各国不少媒体也相继对他进行了报道。索尔教授说，两年前，在犹太人圈子里，没人知道何博士的名字。而现在，几乎接触到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在讲述何博士的故事。

1999 年，由加拿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和犹太人大屠杀问题教育中心联合举办、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协办的一个名为“犹太人在上海”的系列活动中，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帮助数千犹太人免遭纳粹杀害的壮举被公诸于世。 2000 年 1 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一个名为“生命签证”的展览，介绍二战期间各国外交官救助犹太人免遭纳粹杀害的实物和资料，最先介绍的就是中国外交官何凤山。之后，这段尘封了 60 年的历史终于大白于天下。

义举在人心

“国际义人”称号授予仪式之后，何凤山的儿女来到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的“义人园”。自 1963 年以来，已有 1 ． 7 万名义人的名字刻在园里各国的石壁上。在一堵刻着“中国”的石壁前，何氏兄妹轻轻地揭开一小块黑丝绒布，花束装饰下是何凤山三个字，兄妹俩人久久地抚摸着父亲的名字。

实际上，那些被救的犹太人谁也忘不了何凤山的救命之恩。不少被救者已不在人世，但恩人何凤山的名字仍珍藏在他们后人的心中。

现居加拿大的犹太裔妇女克劳蒂亚的父母凭着何凤山发的签证，到达上海后生下她。她说，当时在奥地利有 50 多国的外交官，只有中国外交官何凤山敢于帮助他们。因此，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

现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海因茨·格林伯格随父母逃到上海时还只有 6 岁。他在上海接受了音乐启蒙，学会了拉小提琴。他对何凤山帮助他们一家到上海避难十分感激。他认为，他的生命和事业都是何凤山给的。

加拿大的克劳斯回忆道，当年，他的丈夫在中国领馆外排队等候时，见总领事的车经过大门，就从车窗把签证申请表扔了进去。他很快接到电话通知，拿到了救命签证。一位被救者的女儿在父亲的签证前与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含泪拥抱，激动地说：“看见你，我好像看见了我爸爸。”何曼礼也说：“看见你，我也好像看见了父亲。”

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现任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的父母也是何凤山救的。他含着泪水，激动地对历史学家索尔说：“我的父母是何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故里情深

何凤山 1973 年定居美国旧金山，以写作自娱。长期漂泊，乡思日深。 80 年代后，他曾多次回国观光，盛赞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巨变。 1986 年 11 月，他应邀回湖南，参加长沙雅礼中学 80 周年校庆，发表了题为《怀念雅礼》的长篇讲话，还向雅礼中学捐资 9000 美元。他向亲友表示，希望百年之后魂归故里，长眠在家乡的土地上。

为纪念这位国际人道主义的卫士，益阳市决定修建“何凤山先生纪念馆”。纪念馆建成后，家乡人民将以隆重的礼仪欢迎何凤山魂归故里。

为什么美国人不用学中文 中国人就要学英文

呵呵，以后汉语自然会成为歪果仁的必考科目，而且比我们学英语更加挠头！^_^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中华伟大复兴的实现。

“中国人为什么必须学习英语？人家老外为什么就不用强迫学习汉语呢？” 这是每个学英语的中国人在学英语之前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唐朝、元朝、明朝中国都有过上规模的国际交流，那些时候是外国人向中国人学习，因为中国强大。清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外国人不敢小瞧中国人。但是，清朝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闭关锁国，没有多少国际交流活动，因为当时的中国皇帝认为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经济发达，文化强盛，人们生活富足，没有必要和外国人开展贸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然而，恰好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和军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从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军事等方面看，中国已经落后西方大国。在这个方面，日本人就比中国人强一些。日本人通过与西方人的交流，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发达，于是派遣学生到西方各国学习科学技术与军事，而这就为日本的科技、军事、经济和社会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当时的中国人连日本的进步就不了解。到了鸦片战争的惨败，一小部分中国人才明白西方的先进和强大。于是，中国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和日本学习，也有一些民间富豪子弟出洋留学。就是这些留学生带回了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对中国的进步打下了基础。而实现出国学习先进技术和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语言关。这些留学生中很多人不只在一个国家学习，有的游历好几个国家访学，精通多国语言。五四运动以后，又有大批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现代大师就是产生于这批留学生。他们不仅精通外国语言，而且精通各自的学术专业领域，有的人即是科学家，同时又精通语言文学。有的还是跨多种学科的精英。可以说，如果中国人成批出洋留学比日本人早，或者说即使和日本人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学习引进西方科技，我们就不至于在一百年中多次受到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侵略和凌辱。 如今，这个世界正在全球化进程中，信息交流、交通、物流、文化交流的发达促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全球化给各国提供了丰富的发展机遇，同时对我们个人的发展也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挑战。当今的高级人才是国际化的，而国际化的标准是除了精通自己的专业之外，必须精通至少一国通用外语。而如今，最通用的外语是英语。学好了外语，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学习国际文化，新科技，可以在国际企业中工作。如果你会说英语，无论走在哪里，你都可以生存。当然，作为中国人，你也可以不学英语，可以不学其他的外语。但是，你会失去很多发展机会。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会外语的人找工作比不会外语的人容易。而且，精通专业同时会外语的人，在同行中的收入也是比较高的。除了英语之外，如果我们想和日本人，韩国人打交道，我们也需要学习他们的语言。 那也许会有人问，为什么不让外国人学汉语呢？ 实际上，欧洲人在元朝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和学习汉语了。韩国人和日本人一直没有脱离汉语的学习。如今，在全球建立一百家孔子学院的计划正在开展，得到了绝大部分国家的积极响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英语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到国外教汉语，和外国人做生意。21世纪，汉语正在成为国际通用语言。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是我们的优势，同时如果我们能精通英语，那么我们的机会就会更多。

近代"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是什么关系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之根本问题是现代化的取向问题。对此客观问题的主观把握是日本在对“西力东渐”的不断转换中方得渐悟的。此回应过程大致经历了被动“开国”——攘夷运动的高涨——主动“开国”。幕末的两大政治问题可视为对西方回应的两种不同方式。日本完成其发展路向的快速转换，不仅在于现代文明的挑战给予了日本一个必然选择，还在于其自身的优秀品质、历史因素及有利的国际环境。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藉由来华西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它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两大阶段

1、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大量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2、鸦片战争前后直到五四运动前后。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人。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藉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

媒介

（一）来华西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1、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天主教士也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

2、其他来华西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二）出洋中国人

1、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0年代商人林针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刘锡鸿、黎庶昌、曾纪泽、徐建寅、薛福成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2、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 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使能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1、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个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借。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2、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纪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3、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玛里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1、明末清初时期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2、晚清时期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枪父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各学科的西学东渐

1、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高因勃耳，撰写大量对亚里斯多德哲学的相关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上学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抛学的介绍。许多新观念如物质、精神、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辨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

好了，今天关于“中国留学生的欧洲人”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的讲解对“中国留学生的欧洲人”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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