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留学中介 淮海路,5上海留学中介

很高兴能够参与这个上海留学中介 淮海路问题集合的解答工作。我将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每个问题提供准确而有用的回答，并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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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骏的资料?

最近朱骏收购利物浦传的沸沸扬扬，甚至还有他与马拉多纳接触的传闻，不知是否是商业炒作

如果是这个朱骏，那么他还有一家俱乐部，就是上海申花俱乐部，这一轮中超战罢排名第一，这是他的详细资料，不要怪我剽窃，呵呵

朱骏朱骏，上海人。第九城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上海申花俱乐部投资人。1998年，朱骏揣着在美国进修期间跑房产中介挣来的50万美元资金，在香港注册了名为“Gamenow”的外资公司，后更名为“第九城市”，这是他创业的起点。2005年，朱骏以300万美元的价码引进了《魔兽世界》，2010年朱骏正式对外界宣布启动收购英超劲旅利物浦。

中文名： 朱骏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上海

出生日期： 1966年10月

职业： 网络游戏运营商

毕业院校：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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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地位

个人履历

网络行业

足球事业收购利物浦

朱骏正式承认收购利物浦

朱骏晒千万现金表达不差钱

成长经历

个人荣誉

家庭生活行业地位

个人履历

网络行业

足球事业 收购利物浦

朱骏正式承认收购利物浦

朱骏晒千万现金表达不差钱

成长经历

个人荣誉

家庭生活

[编辑本段]行业地位

第九城市是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运营商和开发商之一； 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是中国顶级足球俱乐部之一，在1995年和2003年获得中国足球甲A联赛冠军，2008年赛季中获得中国足球超级联赛亚军。

[编辑本段]个人履历

1993年，朱骏赴美国工作、进修； 1999年，放弃国外的工作，回到上海，同年组建了虚拟社区GameNow；朱骏2000年，创立职于第九城市计算机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出任董事长； 2002年，第九城市在朱骏的带领下，开始进军网络游戏行业； 2004年，以优异的成绩创造了“奇迹”并带领第九城市研发人员根据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故事背景自主开发了《快乐西游》；同年，第九城市获得世界顶级游戏制作公司“暴雪”的作品《魔兽世界》。 2004年，第九城市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募集资金超过1亿美元（NASDAQ：NCTY)。 2005年，300万美元豪赌《魔兽世界》再次得手 2006年，个人出资3000万人民币买下上海中邦俱乐部90%的资产 2006年，投资中超球队上海联城，同年5月以3500万美元拿下《地狱之门》 2007年，收购国资背景的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促成申花、联城合并，组建新申花。 2008年5月，朱骏正式出任第九城市董事长至今，已经成功将九城打造为目前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和开发商之一。

[编辑本段]网络行业

19朱骏98年，朱骏以50万美元在香港注册了“Gamenow”公司，随后公司改名为第九城市。这是一家主营互联网娱乐的企业。 2002年，7月10日，在韩国汉城，九城携手Webzen公司举行隆重的游戏合作签约新闻发布会，正式将宣布《奇迹MU》引入中国。 2004年，第九城市成功获得了《魔兽世界》中国地区代理权，并在NASDAQ上市。随着第九城市的不断发展，使朱骏获得很大成功。 2006年，获得北美最受欢迎网游《Guild Wars》中国地区代理权。 2009年，魔兽世界中国地区代理权到期后，第九城市转而大力推广《FIFA Online 2》。

[编辑本段]足球事业

2003年，朱骏组织第九城市的一些员工以“上海九城”的名义参加了业余足球丙级联赛。同年，上海另一支球队上海天娜参加乙级联赛但是未能冲入甲级，赛季结束后被朱骏收购。 2004年，以原天娜为班底的新上海九城再次参加乙级联赛，以不败成绩夺冠，进入甲级行列。2005年，上海九城队中途改名为上海联城，以示与已经成为NASDAQ上市公司的第九城市的公司的区别，表明投资足球的行为只是朱骏用个人财产进行，与九城无关。不过最终上海联城虽然有祁宏、姜坤等国脚级的球员加盟，仍然未能晋升中超。 2006年赛季开始前，朱骏将原来的联城队出售，转而收购了上赛季的中超球队上海中邦，并将其改名为联城，继续参加中超联赛。球队在赛季初表现出色，一度成为最大黑马，不过之后遭遇十二场不胜，最终名列第七。 2007年初，朱骏收购了上海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的上海申花，并且直接注销了原来联城价值数千万的中超参赛资格而不出售，同时将两支球队的人员合并。上海申花从一支由国有企业投资的俱乐部转变成了一家私人投资的足球俱乐部。

收购利物浦

据英国《独立报》透露，在利物浦遍寻买家的当下，中超上海申花俱乐部老板朱骏也是潜在的买家之一。《独立报》称，新任的非执行主席布劳顿和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最近与朱骏有过两次会晤，双方就购买利物浦一事进行过认真的讨论，但目前朱骏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报价。 据《独立报》透露2010年4月末，朱骏便与巴克莱资本在香港进行过一次会晤，当时双方就俱乐部转让的细节以及资本整合进行了磋商。之后在5月初，双方又在朱骏公司的上海总部进行了会谈，这一次会谈的重点是收购的具体价位以及俱乐部未来的资本运作。巴克莱的媒体负责人拒绝对此消息作出评价，朱骏所在的公司也是对此事三缄其口。据了解，利物浦的两位美国老板已经在早先为这家英超豪门开出了8亿英镑的售价，按照目前的汇率，朱老板必须拿出超过80亿的人民币，才能成功“拯救”危机重重的利物浦。 文中还用70%的篇幅对于朱骏以及他的事业做了详细的介绍，独立报认为，朱骏对足球的热爱以及富有激情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有助于他执掌利物浦。“2004年，中国人朱骏所创建的公司便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当时朱骏的身价约为6000万英镑。随后的几年时间，朱骏的第九城市游戏公司，在中国的网游市场一直处于行业的领先地位，也为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1]

朱骏正式承认收购利物浦

朱骏承认操作收购利物浦，八亿英镑乃融资 [2]英国媒体昨天披露了申花老板朱骏有意用8亿英镑收购英超豪门利物浦队的消息，在国内引起轰动。朱骏今天首次回应此事，他承认确实有收购一事，但目前仍在操作中，还未有定论。 朱骏证实正在与巴克莱银行接触，“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企化案，利物浦的美国老板想要出售球队，而我对此很有兴趣，双方就坐在一起谈呗。这就是一桩生意，到底最后的结果怎么样，现在还真的很难说……”。 对于媒体利物浦美国老板提出的8亿英镑的收购价格，朱骏解释：“很多人都会问：8亿英镑，钱从哪里来？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融资并购，……你必须知道谁有钱，在有这些钱的人里面，谁会帮助你掏钱出来完成这桩生意，这个就叫做大资本运作概念……” 按照朱的说法，此次收购利物浦的模式类似于当年申花联城合并，谈判一旦成功，利物浦将与申花合并，打造全新的两支队伍。届时，申花队中可能会拥有利物浦球星的加入。 朱骏坦言，但2007年，他亲自上场和利物浦踢了5分钟的友谊赛后，就对利物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衷心地希望经常干“傻”事儿的朱老板成功，在英超甚至是欧冠的赛场上一展中国老板的风采。

[编辑本段]朱骏晒千万现金表达不差钱

世纪天成接盘申花在近日可以说是闹得沸沸扬扬，继朱骏晒千万现金表达不差钱世纪天成内部人士澄清之后，朱骏本人在近日放出了一张大晒现金的照片，目测总额有1000万人民币之多。在这张照片中，朱骏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面前的桌子上摆满了一叠又一叠的人民币。手拿的计算器上打出了1000万的数字，种种迹象表明，朱骏正在向所有人传达着这样一个声音：“我不差钱，申花不会卖。”

[编辑本段]成长经历

朱骏：骑黄鱼车起步的亿万富翁 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为了贴补家用他骑黄鱼车帮别人运货，第一次骑黄鱼车赚到的168元，直到今天都没有用掉，而是被他封在一个镜框里了。 朱骏第一次涉足商圈，是大学时代在淮海路边上摆摊头卖夹克衫，有一件衣服在混乱中被别人偷走了，他和朋友在外面忙了一天一分钱也没赚到，全部在给小偷打工。而他第二次经商不仅连钱都没有赚到，反而还赔了老本。不过，他都从中悟出了做生意的真谛。 1994年，在美国留学的朱骏发现了网络游戏的前景，四年之后，他创立“Gamenow.com”，后来改名为“第九城市”。他在通过代理《奇迹》和引进了《魔兽世界》这两款网络游戏之后，当初在军工路上骑黄鱼车的穷小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亿万富豪。 第一个168元 用镜框封起来 朱骏告诉记者，在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那时候他还曾经为了贴补家用和几个同学跑出去骑黄鱼车帮别人运货。 “那时是大热天，从军工路要一直骑到宜山路，好像还有时间限制，装得满满的一车子货，火辣辣的太阳，你说累不累？”朱骏笑着告诉记者，“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一辆黄鱼车上装了两个冰箱，上面还叠了好几个其它家电，那时的军工路坑坑洼洼，如果再赶上下雨天，别提有多难骑了。眼看着经过一个大坑，车轮一歪，如果车上的彩电、冰箱滑落下来，我们可得倾家荡产啦，全部都是穷的丁当响的学生，赔这么多电器要赔到什么时候啊？”说时迟，那时快，在一边“护航”的朱骏甩开自行车就用肩膀顶了上去，“感觉和黄继光似的，”朱骏呵呵一笑。“就这样，一路泥水的到达目的地，所得的报酬就是168元。” 如今的朱骏肯定不用再吃这样的苦，他的坐骑也已经从当初装满了货的黄鱼车变成了一辆价值超过400万的宾利跑车，每次当他的这辆黑色跑车出现在街头小巷时，周围很多识货的人都会笑着说，“看，这个人开着一套市中心的房子在街上跑。” “在你骑黄鱼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今天的自己会这么有钱？”记者问朱骏。 “怎么想？怎么敢想？”朱骏瞪大了眼睛回答，“那个时候真的感觉自己非常简单，骑车的目标就是拿钱回家让家里人开心开心，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骑黄鱼车之后赚到的168元，直到今天都没有用掉，而是被我封在一个镜框里了。” 第一次做生意 白忙一天 骑黄鱼车和做生意肯定没关系，那最多只能算得上是干体力活，而朱骏第一次涉足商圈，则要追溯到他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和几个同学进了五件夹克衫，每件20块，我们在淮海路边上摆摊头，每件卖25块。”朱骏告诉记者，当时三个同学在马路边上使劲地吆喝，衣服是全部都卖出去了，但是到最后却发现手里的钱还是只有100块，“每件衣服25块，五件衣服就应该卖掉125块啊，后来左算右算我们才发觉，原来有一件衣服在混乱中被别人给偷走了。那个时候几个人都胸闷死了，在外面忙了一天一分钱没赚到，全部在给小偷打工，还要自己出公交车车票钱，现在想想真是好笑。”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朱骏笑得比任何人都开心。 后来，朱骏告诉记者，通过这件事情，自己学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经商之道，“无论干什么，管理都非常重要，那个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只把眼睛盯在了简单的卖东西上面，盯在了钱上面，才会疏于管理，才会让小偷有可乘之机，由此可见，无论干什么都要将管理放在第一位，没有好的管理就不可能出来好的效益。” 第二次做生意 赔了老本 也许朱骏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二次经商不仅连钱都没有赚到，反而还赔了老本。 “第一次我是在街边卖夹克衫，后来我就直接飞跃到卖桑塔纳了。卖掉一件夹克衫的利润只有五块，但是如果我卖掉一辆桑塔纳，可以直接捞进2500块。”朱骏告诉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2500块对于自己来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当然是想尽办法拿到这个机会，然后就开始找地方卖车子。”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朱骏显得非常投入，“既然要卖车子，当然就要找一些高档的地方去找客户，后来我就找到了花园饭店一楼的咖啡厅，当时就想那里的有钱人多，于是我在那里混了足足一个月。” 一个月下来，朱骏在那里喝咖啡的花销超过了五百块，但是车子依旧是一部都没有卖出去。“车子不好卖啊，这2500块只能看看，自己是赚不到了。后来想想自己也真是傻得可以，住在宾馆里的人不是到上海来旅游的，就是到这里来出差的，谁会在这里买一辆车呢？” 也许真的是因为对那个咖啡厅有着太多的回忆，直到今天朱骏都会经常一个人跑到那里去喝咖啡，“花园饭店的这个咖啡厅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战场了吧，所以我对那里的的感情非常深，后来买房子的时候也就买在它旁边。”这次做生意的经历又让朱骏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管卖什么东西，一定要找准客户群，否则的话，东西卖不出去，做的同样是无用功。 网络游戏让朱骏成为富豪 1994年，在美国留学的朱骏发现，在中国缺乏的网络游戏具有很好的前景，便决定投身网游行业。四年之后，朱骏创立“Gamenow.com”，并投入50万美元，占股60%，后来改名为“第九城市”。 公司的经营绝非一帆风顺，2001年迎来了IT业的冬天，朱骏告诉记者，有一段时间公司连职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当时公司运作的钱都是我自己掏的，一个月120万元，一掏就18个月。”为了顺利过冬，朱骏除了贴钱，还在管理上采取了给高管股份的方式，“我需要骨干帮公司顶住，他们在九城最困难的时候是不拿工资的。” 2002年7月，第九城市以200万美元代价拿下了韩国Webzen公司《奇迹》在中国地区的代理权，当时双方共同投资150 万美元，成立九城娱乐公司，九城占股51%，韩方占股49%。2003年2月5日，这款游戏在中国开始正式收费，说到这里，朱骏笑不动了，“九城在《奇迹》产品上的收入日平均进账200万上下人民币，也可以说，在《奇迹》推出的第一分钟，九城就盈利了。”朱骏说。这不是不可能的：一款游戏盈利的底线，仅仅是两万人同时在线，如此简单。 同时在线人数接近两万就能让公司盈利，那么如果同时在线五十万，甚至超过五十万的话会是什么效果呢？ 2005年，在九城以300万美元的价码引进了《魔兽世界》之后，几乎全中国的在线游戏迷都开始为这款游戏如痴如醉，上一次朱骏和记者在花园饭店做采访的时候，朱骏悄悄告诉记者，这款游戏的同时在线人数差点超过六十万，“乖乖，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过了六十万，那可就不得了。”在网络游戏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魔兽每天的点卡收入依然能够超过140万人民币。同时，也正是因为魔兽，让朱骏的第九城市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在上市之后，朱骏立即从美国网民那里成功圈进了超过1.03亿美元的资金。 至此，当初在军工路上骑黄鱼车的穷小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亿万富豪。 2006年 朱骏花费3000万收购上海中邦，从而成为中超球队的老板。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上，朱骏尽情地秀场，强力包装年轻门将王大雷，甚至有过买下半个国奥队的想法，还想着盘下国际米兰。一帮中超的球员专门陪着某个人物踢球，作为老板的朱骏经常“与民共乐”。据称，每当联城参加比赛的时候，朱骏总是亲自排兵布阵，坐在教练席上大喊大叫，“冲啊，上啊，拼啊……”更重要的是，就在他的手边，还有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上百万元的人民币，只要球队赢了，马上现场分钱。对自己的足球事业，朱骏的头脑非常清晰，准确地说，这是他的私人投资。朱骏对事业和爱好其实分得非常清楚，只是他对自己的爱好更加执著而已。 2007年，申花和联城合并，朱骏出资1.5亿入股申花.成为一名大股东.因为关联关系所以联城被注销.两队合并后的多余球员流入转会市场。 2006赛季结束之后，SVA集团再次向上海市府高层表示了退出的想法，此后，申花俱乐部曾经接洽过上汽集团、宝钢等两家颇有实力的企业，但是这两家企业都无意进军足坛。在这个时候，朱骏开始浮出水面。对于朱骏到底为什么要入主申花，一名前联城俱乐部的工作人士这样解释：“他一直想把足球做大做强，联城这个小平台显然无法满足朱骏的要求。SVA又有意退出，这种情况下，双方走到一起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另外，据说朱骏虽然只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但是在高层也颇有自己的关系网。“否则就算他再有钱，也未必能拿到玩足球的机会。毕竟申花队在上海的地位特殊，跟国际、联城的情况都不一样。从职业化初期，高层就投入了不少的心血和关注，在为他们选‘婆家’的问题上，他们会非常谨慎。” 2007年，申花和联城合并。但是这一年成绩不太理想。首战就0：2不敌北京国安，而且亚冠三连败，早早出局。在联赛方面，只有得第四名，连亚冠资格都没有保住。该年，申花新闻倒是不少。最出名的是朱骏对阵利物浦。朱骏身披16号于涛战袍上演惊心动魄6分钟，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英国一媒体这么评论道：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告诉他的子孙他曾经与利物浦踢过球。 然而失败并无动摇他的决心，2008年他一口气把申花47名队员挂牌出售，买下四名大牌外援，渴望再创佳绩。 旗下游戏： 奇迹世界 (SUN) 韩国著名3DMMORPG 激战（GW）（一款超越大部分现有网游的充满创新的作品，真正gamer的才懂） 卓越之剑（GE）（一款同时操纵多名角色进行游戏的MMORPG） 快乐西游（JOYXY）（第九城市首款自主研发的横版卡通网络游戏） 奇迹（MU）（热门的多人在线3D网络RPG游戏巨作） Fifa Online 2(FO2) (国际足联授权，全民足球网游) 名将三国（具有可操作性和游戏性的街机网游）

[编辑本段]个人荣誉

新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第169名：朱骏 第九城市是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运营商和开发商之一； 申花足球俱乐部是中国顶级足球俱乐部之一，在2008年赛季中获得中超联赛亚军。

[编辑本段]家庭生活

虽然朱骏的生活一直很高调，但这么多年，他背后的家人甚少曝光，只知道他老婆是上海戏剧学院的编导系老师，有两个女儿。朱骏也不愿在公共场合多谈自己的家庭和女儿。他说自己是个讲原则有立场的人，“作为公众人物，我可以接受媒体“轰炸”的生活，但我的家庭和孩子不行，她们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圈子，我不想她们接触到太多传媒的东西，所以必须时刻警惕保护她们。”

想不想了解“Twitter：外企这座城”？

很多公司的招聘信息上会写这样一句话“我们采用外企管理模式”…

问新来的实习生小妹妹，你觉得W公司（国内某互联网巨头）对你有吸引力么？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只对外企更感兴趣。

港剧里的格子间，充斥了我们童年假期的午后，在还背不下几个单词的时候，外企的打字员比教师、科学家更有吸引力。

外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活力、自由、福利好、青春+…这些是真的外企，还只是你想看到的外企？

为了全方面为大家展现外企的点滴，脉脉邀请了Twitter的资深研发工程师，为大家介绍，外企这座“围城”中的人，是如何看待这座城的。

Twitter--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如果不是这次受脉脉的邀约，我不会去写我的东家Twitter，这不是我的风格，我一般要到离职的时候才写这种非技术的文章。

Twitter的总部坐落在San Francisco（旧金山）的市区，并没有和Google, Apple和Facebook等公司一起呆在斯坦福大学附近传统意义上的硅谷，这让我总觉得我推的独特气质，很大程度来自旧金山这个城市。

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知道，旧金山是一个自由主义泛滥的左派城市，每年都会有十分盛大同性恋的游行，是看热闹的好去处，如果你来这里玩，千万不要错过。

这里还有一点很有名，就是马克吐温说的，“The coldest winter I ever spent was a summer in San Francisco”（我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

我正巧是去年八月来Twitter面试的，所以还算记得清楚，我穿着一件短袖衬衫，瑟瑟发抖的走在半数行人穿着羽绒服的街道上的，街景陈旧，就像二十年前的上海淮海路，我一边擦着鼻涕，一边看着那只蓝色的胖小鸟越来越近，总觉得一切是那么虚幻。

在Twitter的面试中，我的面试官主要都来自core services team(核心服务组)，我的水平是很有限的，我那时候在大学里搞了几年所谓的学术，已经有好几年没碰后端技术了，但我还是能感觉到这些顶尖程序员对我的尊重，如果非要为这种尊重打个分的话，大约是我同时期面试的两家国内顶级公司的15-20倍，是Google和Facebook的2-5倍。

面试进行了大半天，好几轮下来，我第一次有一种面的意犹未尽的感觉。走出Twitter大楼的时候，我甚至还想回去和他们继续讨论，尽管我当时有别的还不错的Offer,但我还是产生了种患得患失的感觉，我怕被拒，我怕以后不能和他们一个组。

几天后，我在接到Twitter Offer确认就是这个组之后，不到5分钟就签字发回了。

回想起来，我能拿到offer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我的系统设计能力还比较强，国内多年的架构师经验起了作用，国内国外技术上还是没有壁垒的，而且以前我也经常关注新的技术，像MongoDB这样的NoSql技术，我七八年前就开始实践，这样系统设计类的问题，怎么Sharding,怎么消息队列，大数据怎么接，我基本都能张嘴就来；

二是我语言和算法基础非常扎实，在美国大学里一直是这门课的助教，前几年在国内麦子学院也讲这门课，面试中遇到各种编程的问题，都能及时写出来，并能分析清楚各种优劣和trade-off等，其实说的好比代码写得好更重要，但是好的代码能让人眼前一亮，最好是边说边写，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式嘛。

在Twitter的日常工作是开心而又轻松的，无限的带薪假期，有非常多选择而且好吃的早饭和午饭（晚饭因为这里几乎不需要加班，半年前刚刚取消），有各种烹饪方式，有一些还颇合我的中国胃，而且经常还会请旧金山一些餐馆的大厨来做菜，我比较喜欢吃拉面和印度的那种馕饼。

其他各种福利我就不说了，我就挑点和国内不同的说吧。

首先这里比较尊重人，在国内的时候我在外企和民企都干过，我自己觉着我还算是个尊重人的头儿，可到了Twitter一看，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够。

这里没有人强迫你做什么，要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都看你自己，别人给你一个任务，都会问你的意见，其实也很少有人会指派你如何如何，主要还是靠自己主动承担一些工作。

我也没看到过产品和程序员炒的面红耳赤的，大家都是互相信任。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我会经常提自己的见解，但也很少会和产品讲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之类的话，大家都是很possitive的面对同事，说的更多是赞同和鼓励。

还有就是程序员要Oncall，和国内不同这边程序员要承担主要的运维责任，有时候半夜接到电话，需要即时爬起来解决各种问题，刚开始还挺兴奋的，都睡不着觉，就盼着出点事，好去解决，解决这种线上核心服务的问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自己肩负着几亿人的幸福。

但时间一久，还是有点吃不消，我是个傲娇的后端程序员啊，哪受得了这个，好在好几周才轮到一次。

很多朋友可能还关心在Twitter工作能学到什么，首先是各种开源先进技术，其实Twitter在开源方面做的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正在用的Finagle/Finatra,基于Netty,是非常好的高并发非堵塞框架，每秒百万级以上访问，我只信赖它，而且都是完全开源的。

我对开源的东西没有那种图腾式的崇拜，我主要是学个设计理念，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自己看看，公开的资料很多，用来学习足够了。

还有就是Scala,在Twitter你能切身感受到Scala各个流派几代程序员的智慧，如果你爱这个语言，这里是最好的去处。

自从Linkedin两年前叛变革命放弃了Scala,我们Scala阵营受到Java 8和NodeJs两方面的夹击，颇有些势单力孤，作为2009年就开始学习和使用Scala的我，实在不忍心丢弃这门好语言，总想为推广这个语言再做点事。惭愧惭愧，作为一个老程序员不该有这么多执念的。

年轻的朋友自己斟酌，其实好语言很多，Scala魔性太强，不学也罢。Twitter的技术像是把妖刀，用的好会是助力，用不好容易伤到自己。

还有就是签证的问题，中国人如果没有绿卡的话赴美工作需要工作签证，比如说h1b, O1, L1，这三种签证都需要你先有一个雇主，你不能像旅游签证那样自己办办就行了。

h1b相对来说最普遍，门槛最低,但是也有致命的问题，就是需要抽签。抽签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现在中签的概率大概一半左右（如果没有美国的硕士以上学位，这个概率更低，因为美国硕士可以提前多抽一次），第二是需要时间，4月初抽签，大概五六月份能知道结果，可你要等到了10月份才能工作，你的雇主未必等的起。

所以在美刚毕业的留学生们一般都用OPT身份过度以下，OPT可以允许你暂时工作一到三年（看专业），这样你可以多次的抽签机会。

那国内想出国的大拿们就没机会了吗？当然不是，我们Twitter就基本每年都会从国内直接招人，给办h1b。

还有不少公司专门往出送人，但是出去一般都是比较血汗的咨询外包公司，很苦，而且这些基本也都是h1b，你抽签能不能中，就看你人品了。

当然也可以选择出来读书，硕士一般两年左右，学费生活费加起来10万美金左右吧，剩点闲钱还能全家全美玩一玩，要全职硕士才可以opt哦。

有追求的也可以和我一样读博士，要好多年，但是不要学费，每个月还能给你发点生活费，可以在学校某个角落有个小办公室，享受几年惬意的美国校园生活。

不想读书的，也还有一招，很多时候作为配偶也可以工作比说h4和j2,所以娶个学霸老婆让她出来读博士用J签证，你J2也能工作(这个具体我没研究过，要是不行，你别砍我)，当然还有各种别的办法，你可以自己研究，中介的话不能全信，大家有问题欢迎到脉脉来问我，虽然我说的也未必都对，多少能给你个参考。

（细节的福利和技术，我受保密条款的约束，不方便细说，大家见谅）

就写到这里吧，对于一个互联网公司来说，Twitter和我都不算年轻了，看着公司的那只蓝胖小鸟，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北南

2017年夏写于加州圣布鲁诺

我们和硅谷的人享受同一片阳光，我们和纽约的人共享同一个家园，我们和伦敦的人同呼吸这世界的空气，不论国企、外企、还有私企，企业衡量员工的标准看能力，而不是一句“Amy，help我send个E-mail。”

上海人余秋雨

余秋雨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才，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起点，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一种与当时整个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了更彻底地割断那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颇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毫无疑问，这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密切有关。老一代人力车夫都会说几句英语，但即使低微如他们，也敢于在“五卅”的风潮中与外国人一争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住着，长年的邻居，关系也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营业员不会把一个外国顾客太当作一回事，他们常常还会估量外国顾客的经济实力，帮他出点购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作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的文化要求，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歌唱，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一度在全国十分响亮的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历来对上海的优秀考生构不成向往。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团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作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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