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英国留学生被杀案件,4月6日英国留学生被杀案件结果

今天，我将与大家共同探讨4月6日英国留学生被杀案件的今日更新，希望我的介绍能为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文章目录列表:

李四光资料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什么是卡廷惨案？

卡廷惨案

1939年9月1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被俘。

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杀害的万具波兰军人尸体。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人，并同要求查明真相的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断交。

1943年9月，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组织反调查，一口咬定屠杀系德国侵略者所为。

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时，苏联要求法庭认可苏联的调查结论，但未获得同意。于是，卡廷事件成为历史上难解之谜，成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尘封半个世纪之后，终于在1992年10月14日揭开了一层层面纱。于是，关于1940年春苏联内务部在波兰卡廷森林杀害波兰被俘军人、并将罪名按到纳粹德国头上的全部真相被披露出来，引起波兰上下的极大震动。

苏联本打算永不解密档案

戈氏叶利钦看后头发竖立

俄罗斯总统密档第一卷是关于卡廷事件的专卷。它开始存放在苏共中央总务部第六处，尔后转归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1990年夏转归苏联总统档案馆，存放在克里姆林宫。1991年12月24日由俄罗斯总统接管。

当时，关于密封的档案袋内究竟装了什么文件，除了前苏联领导层中几位核心人物外，谁都不知道。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非经特别批准也无权拆阅。在大部分档案袋上甚至标有“永不开启”的禁令。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在1991年12月23日阅读过密档第一卷，是在移交总统权力时同叶利钦一道阅读的。

戈尔巴乔夫讲述了这前前后后的情景：总统档案馆工作人员在得知戈尔巴乔夫即将向叶利钦交权后，对密档第一卷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事先应当了解密档的内容，因此，总统办公室主任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了情况，并将密档第一卷摆在总统办公桌上。数小时后，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叶利钦。当时，协助戈尔巴乔夫的“苏联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也在场。

在开启封印看了文件之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头发都竖起来了”、“我们无权向波兰隐瞒事实，我们三个人当即认为，不论后果如何，也应向波兰方面通报”、“我对叶利钦说：‘鲍里斯，现在该由你做这件事了’”。

其实，在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在澄清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已经向前迈了一步。他承认卡廷惨案是“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并向雅鲁泽尔斯基转交了一部分有关卡廷事件的档案材料，但密档第一卷却紧锁在总统密档铁柜中。

克格勃头目竟然是元凶

一年半后，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交权，特地移交了这卷密档。又过了十个月，叶利钦决定将这卷密档的副本转交波方。叶利钦的特使、国家档案馆馆长鲁道尔夫·皮霍亚前往华沙，完成了这一使命。在1992年10月14日举行的转交仪式上，波兰总统瓦文萨手接密档，语音嘶哑地说，他“感到全身颤抖”。

至此，前苏联当权者坚持半个世纪的弥天大谎被戳穿。原来，枪杀成千上万名波军战俘的人，不是苏联一口咬定的德国法西斯，而是苏联自己。

密档第一卷内共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是斯大林等人签署的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第二份是19 40年3月5日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

贝利亚的报告详细说明了自1939年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后，被苏联关押在三个大战俘营以及其他营地和监狱中的波军被俘军官及其他人员的人数、军阶、职业和政治态度。报告说他们是苏维埃“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建议按“特别程序”审理，处以极刑——枪决。据此，联共(布)政治局当日通过决定，授权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报告中所列25700人执行枪决。

第三份文件是1959年3月3日克格勃头目谢列平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核实卡廷惨案中被枪杀的总人数为21857人。报告强调档案馆继续保留这些人的人事档案对苏联和对“波兰朋友”已无必要和价值，而且“一旦泄密，必将危害国家”，因此建议全部销毁。这份文件无可争辩地表明，苏联***坚持将错就错，继续歪曲和隐瞒真相。

波媒体将叶利钦比作勃兰特

也有人指责叶氏玩政治游戏

密档第一卷解密后，波兰总统瓦文萨致信叶利钦，称赞他的“勇气”，并说波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已掀开“面向未来，以相互谅解、合作和理解为基础的新的一页”。

波兰报刊也称赞叶利钦做出的“悔罪的姿态”，“其伟大可同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的跪拜请罪相提并论”。

但令波兰人不解的是，为什么1992年4月瓦文萨访俄时，叶利钦没有转交密档第一卷，而要选择当年10月俄宪法法庭准备弹劾他时才转交呢？

有人据此指责叶利钦也在有意地拖延和隐瞒，并利用密档玩政治游戏。叶利钦则反唇相讥，说“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苏联应对罪行负责”。他还说戈尔巴乔夫很早以前就看过密档，是他长期“保持沉默”。

(作者为中国前驻波兰大使)

卡廷惨案

1939年9月1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被俘。

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杀害的万具波兰军人尸体。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人，并同要求查明真相的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断交。

1943年9月，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组织反调查，一口咬定屠杀系德国侵略者所为。

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时，苏联要求法庭认可苏联的调查结论，但未获得同意。于是，卡廷事件成为历史上难解之谜，成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塔斯社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不过，苏方当时仍未公开全部真相。到了1992年10月14日，苏方才把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波方。至此，卡廷惨案真相大白。

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塔斯社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不过，苏方当时仍未公开全部真相。到了1992年10月14日，苏方才把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波方。至此，卡廷惨案真相大白。

补充说明：卡廷森林事件（1943年4月13日）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并且大都是在后颈处一枪致命），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并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希特勒抓住卡廷森林事件大肆宣染。柏林电台一宣布，立刻震惊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苏、波、英三国的关系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4月16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波兰政府声明指出：我们对德国宣传机器的谎言已习以为常，我们也知道它张扬此事所隐藏的目的。然而，鉴于德国人大量而详尽地报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尸体，又断言这些军官系苏联当局在1940年春杀害，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权威的国际机构对这些“万人冢”进行调查，并对所传的事件进行核实。

4月21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准备与西科尔斯基总理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丘吉尔认为，即使波兰政府愚蠢到听信德国的指控，但盟国之间没有时间争吵，我们必须打败希特勒。但是，4月25日，苏联还是宣布与波兰政府断交。

1943年10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1943年4月13日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尸体是德国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象德国人先前控告的那样，是俄国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7座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的《消息报》(苏联政府机关报——笔者)，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不得对5个证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象经过仔细排练似的。凯思林最后指出，总的来说，尽管有些漏洞，证据混乱和自相矛盾，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说服力的。

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争论再起。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有关著述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著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

卡廷悬案的真相，一直是波兰人民、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在华沙的公共墓地上专设了“卡廷公墓”。每逢节假日，前往那里凭吊的人络绎不绝，香火不断，鲜花堆积如山，其盛况超过了其它所有墓地。为了满足波兰人民的心愿，1987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双方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决定解决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这个宣言精神而成立的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决定对卡廷事件等进行全面的调查。7月11日－14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对查清波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点”问题时强调指出“应该加快调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来源的材料，调查两国关系史的各个方面”。

波苏史学家联合委员会波方成员、波兰研究二战史的著名专家沃·科瓦尔斯基教授说，据了解，1943－1944年间，就这一暴行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一共公布过3个文件：①由12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和刑事医学专家小组的记录报告；②德国情报机构受其外交部委托于1943年春在柏林公布的关于卡廷屠杀的文献资料；③1944年1月24日，在莫斯科公布的关于波兰被俘军官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枪杀的专家委员会的声明。此外，1945年以后，在国外公布过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证词和回忆片断等。沃·科瓦尔斯基教授指出，所有这些都缺乏波兰方面的、全面的文件。他说，经过多次寻找，终于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挡案馆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文件。它就是1943年6月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卡尔仁斯基在波兰红十字会总部会议上的“秘密报告”。1945年6月，这个文件仅有的一份打印件，由卡·斯卡尔仁斯基委托英国驻华沙大使馆临时代办里·汉凯伊保存。这个文件几经周折于1946年春被存放在伦敦的外交部档案馆里。1989年2月18日，波兰《复活》报以《来自卡廷的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为题，将这份文件首次公布于众。

《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指出，1943年4月14日，波兰红十字会应德国占领当局的请求，派出一个由4名技术委员，1名总部代表．即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台尔仁斯基组成的5人调查团，前往苏联的德占区斯摩棱斯克调查波兰军官坟墓。4月15日，调查团到达斯摩棱斯克。当晚，德国当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屠杀情况的报告，经过技术委员同当地居民进行几周的调查，证实了这份报告中如下情节属实：“当地铁路工人、农民说，从1940年3月初到4月下旬，每天有2－3辆装满被捕的波兰军官的车厢偷偷地运到格涅日多夫站来，他们被汽车运往铁丝网围绕的区域……”。其中一位还证实说：“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喊声和枪声。”4月16日上午9点钟，调查团到达卡廷，这里距离公路只有几米远。在坟墓之间林中的旷地上，放着被法医检验过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斯卡尔仁斯基说，他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尸体，他们的伤口无例外地是用转轮手枪子弹打的，子弹打进后脑勺从前额出来。很显然，伤口是同一性质的，射击的是同—个方向，所有的射击都是用手枪．所有的军官都是近距离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尸体被紧紧地背绑着手，这可能是他们进行过自卫和反抗。他们身着波军军服，佩戴着奖章、装饰品、校级的标志，裤子和鞋这些东西都尚完好。他还特别仔细地看了两位将军的尸体，他们被证实是斯莫拉文斯基将军和博哈罗维奇将军，这从他们的将军级镶条的标志上可以看出。从大量的死者日记中，人们发现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索尔斯基少校被杀之前的一份记录，记录就在索尔斯基少校的尸体旁边，这份记录的时间是1940年6月(“6月”与前后说法有矛盾－－笔者)9日，记录者说：“那天凌晨3时30分，一小分队波兰军官被苏军从被关押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军营科泽尔斯克带到斯摩棱斯克，早晨5时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来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6时30分，他们会将我们怎么样？……。”大约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即遭枪杀。从屠杀时起，在路两旁所植的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屠杀是在1940年春天，植物学家也作出同样的判断。关于尸体的数目，斯卡尔仁斯基认为应为4000多人。4月17日，他回到华沙，技术委员继续留在那里。4月18日早晨，他口头向红十字会总部报告了卡廷之行。报告要点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发掘的波兰军官坟墓；从这些尸体伤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刑；从尸体旁找到的纸张可以断定，屠杀的时间是在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只能确定少部分被害者的姓名(约150人)。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在卡廷森林自1943年4月15日工作到6月7日，法医共检验了4243具尸体，其中23l具尸体被分别埋在6个大墓穴里，2位将军被分别单独埋着。每个墓地的面积为60×36即2160平方米。

苏联史学家也作了努力。他们在发掘档案资料过程中，只发现了一份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但那已是1941年6月10日，即在德军进攻苏联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苏联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而不是波兰人，据此还不能判断什么。苏联史学家根据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证词所提供的线索，发掘和整理出4类档案资料：1、苏方接受波军官兵的总数及变化数(包括；遣散、苏德交换、关押在其它集中营里有案可查者、失踪数)；2、清理有关集中营的苏方命令及押送人数档案；3、任务完成的总结报告；4、1940年5月以后有关集中营的关押人员更新情况。有了这些档案，真相也就大白了。这些档案提供了如下事实：

1939年9月17日凌晨5时40分，苏军进攻波兰东部领土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向波军发布命令说，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苏波军方经10余小时谈判，苏军答应，如波军放下武器，可保证波军官兵人身自由。当时，波兰东部总数约为30万人的波军绝大多数都执行了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动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有130242名官兵流亡到苏联，这批人到了苏联后身份立刻变成了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统一交给由贝利亚签署的第0308号命令成立的内务部战俘局。9月19日在该局统辖下成立了138个转运站和8个分配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约集中万名波兰官兵。9月21日，苏一高级将领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建议把波兰苏占区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国家，苏联最高领导同意这一建议。10月初，内务部长贝利亚签署命令，遣散4400名士兵。与此同时，在10月3日，贝利亚下令将波军中的宪兵、中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及士兵、波兰德占区出生人员分类分营集中管理。10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军官兵，德方则于1939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的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泽尔集中营(卡廷森林附近)关押波军军官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关押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3000多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纳粹德国，其中以犹太人为最。苏联政府则一方面通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声称苏联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员。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押人员的互换任务。

从苏联档案资料可看出，总计划中的第二步是要消灭(或叫清理)那些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惨案中的死者大都是军官，律师。教师教授等等，这对于波兰这个中欧小国来说的确是一群精英）。批准清理名单由战俘局下达指令，将名单交乌克兰内务部最后执行。从1940年3月1日开始，关押重要人员的集中营每天都收到战俘局下发的应转交给乌克兰内务部的波兰战俘名单，每张名单包括98－100人。有时，向一个集中营下达的名单要移交300人，凡列入清理名单者均“失踪”了，仅有3例获得赦免，被赦免者现仍有人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找到的赦免令内容完全相符。由于这几人不属清理之列，所以关于他们的档案没有销毁。从1940年4月到5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兵共为15131人。其中，科泽尔营4400多人，奥斯塔什科夫营6200余人，斯塔罗别尔营约4000人。一经处决，失踪者的登记档案及个人信件等物均需在战俘局代表的直接监督下予以销毁。到1940年6月，内务部副部长向上级报告说上述三个集中营又可以接受5000－8000名新的关押人员了。

其他波兰官兵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德、苏波关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7月30日，苏联与波兰建交，参加反德同盟，曾在苏联卢比扬卡监狱呆了20多个月的波兰弗拉齐斯拉夫·安德尔将军于1941年9月释放，并被委任波兰军总司令，在苏联境内组编波兰人作战师团，有2.5万余名波兰战俘参加。这样，13万余名被俘官兵已知下落的有：交给德国4.2万余人，遣散0.4万多人，处决1.5万余人，重新参军者2.5万余人，共约9万人。尚有4万余人未作交待，估计其中一部分经劳改后生还，另一部分仍然下落不明。

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苏方向他通报了二战初期波兰军官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死亡情况，并移交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总共有三处尸坑，除了卡廷森林，还有加里宁，查格罗夫两地）。此举了结了一桩争执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公案。

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在赴斯摩棱斯克参加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的途中，其乘坐的飞机在俄罗斯坠毁，包括总统在内的132人遇难。斯摩棱斯克州官员称，机上所载132人全部遇难，现场没有幸存者，遇难者包括总统及其夫人，军队参谋长、副外长克莱默尔(Andrzej Kremer)等人。

钱学森回国 故事

★钱学森回国故事（短篇）：

一九四九年，身在美国的钱学森，听到了激动人心的喜讯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位在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第一位的火箭专家，决定放弃一切，早日回到祖国去，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当时，美国国内出现了一股疯狂反共、迫害进步人士的逆流。钱学森上了美国特务机关的黑名单，受到不断的迫害。然而，钱学森没有屈服，他不断提出要求：坚决离开美国，回中国去！

一九五五年，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斗争，迫使美国政府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钱学森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钱学森激动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祖国。现在，我终于回来了！”

★钱学森回国故事（中篇）：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斗，他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在“二战”期间，他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程，是美国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他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新中国成立了。过了5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一天，钱学森夫妇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欢度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早日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

不久，美国在朝鲜发动战争，在国内也利用反动的麦卡锡法，掀起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反共逆流，这股逆流也波及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由于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被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怀疑落到钱学森的身上。1950年7月，美国政府决定取消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理由是他与威因鲍姆有朋友关系，并指控钱学森是美国***党员，非法入境。这些无端的指控均被钱学森一一驳回。但是，钱学森无法忍受这一切，决定以探亲为理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会见主管他研究工作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时，向金布尔严正声明他要立即动身回国。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金布尔听后大为震惊，他认为钱学森无论放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还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让这个家伙离开美国!”所以当钱学森一走出他的办公室，金布尔马上通知了移民局。

毫不知情的钱学森做好了回国的一切准备，办理好回国手续，买好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搬运公司装运。然而，就在他们举家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也就是 1950年8月23日午夜 ，他突然收到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全家离开美国。与此同时，美国海关扣留了钱学森的全部行李。这样，钱学森被迫回到了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此后，联邦调查局派人监视他的全家和他的所有行动。

1950年9月6日 ，钱学森突然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非法拘留，他被送到移民局看守所关押起来。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受到种种折磨。钱学森曾回忆说：“在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减轻 30磅 。晚上特务每隔1小时就来喊醒我一次，完全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钱学森无端被拘留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师生和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以及一些美国友好人士，向移民局提出强烈抗议，为他找辩护律师，还募集1.5万美元保释金把钱学森保释了出来。此后，钱学森继续受到移民局的迫害，行动处处受到移民局的限制和联邦调查局特务的监视，不许他离开他所居住的洛杉矶，还定期查问他。钱学森就这样失去了5年的自由。

然而，钱学森挚爱祖国的赤子之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炽热。他日夜思念着新中国，他坚持斗争，不断地向移民局提出回国的要求。

此时，有国不能归的钱学森，在这5年间并没有停止他献身的科学事业。由于美国政府阻止他离开美国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研究的火箭技术与国防有关。当钱学森知道这一点后，就另行选择“工程控制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利于消除回国的障碍。实际上，工程控制论与生产自动化、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和运用等国防建设课题都密切相关，只不过当时美国当局没有认识到这点罢了。

钱学森返回祖国的斗争，得到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使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学界的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

正当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意愿遭到美国的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 1954年4月26日 印度支那国际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亚·约翰逊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开始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接触。在接触中，王炳南特别指出，美国正在阻挠许多旅居美国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其中包括科学家钱学森。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于 6月5日 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回国的机会。为了表示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 6月15日 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这一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 7月21日 ，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了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 7月22日起 ，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中国政府为进一步表达与美方会谈的诚意，决定先释放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作出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却耍赖了。美国代表约翰逊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焦急万分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信中的署名就是“钱学森”。原来钱学森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把信写在了一张小香烟纸上，夹在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后辗转带给了陈叔通。信中钱学森请求祖国帮助他回国。陈叔通将信亲手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阅后大喜:“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他当即做出周密部署，令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谈判的王炳南，并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 8月1日 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率先发言。他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 7月31日 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 7月31日 离开北京，估计 8月4日 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可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王炳南于是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给约翰逊正面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公开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 家钱学森 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1955年8月4日 ，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 ，钱学森携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旅途。 1995年10月8日 从美国回到广州时，钱学森对接待他的中国旅行社同志所说的一句万分感慨的话：“我一直相信：我一定能够回到祖国的，今天，我终于回来了!”

一、英国小留学生回国费用

临时航班机票和回国隔离费用自理，机票费用由航空公司按照市场原则确定。目前伦敦直飞国内航班经济舱票价3-4万元人民币，公务舱5-6万元人民币。国内地方政府新冠肺炎检测、隔离和食宿费用每人约1万元人民币。

二、英国是有中国小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英国是有中国小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此前接受央视采访时称，中国在英国有大约1.5万小留学生。但目前仍滞留英国的人数不详。财新此前曾报道，新冠疫情下，由于学校关闭，一些留学英国的中国未成年人留学生无法继续寄宿在校，有的寄宿家庭已明确拒绝接收中国留学生，因回国机票一票难求，他们也很难回国。3月16日，英国小留学生家长向中国外交部、驻英国大使馆发送了一份《关于对滞留在英国的未成年中国小留学生开展领事保护的申请》，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组织包机，尽快送这些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未成年孩子回国。

英国重大案件发生时间?

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是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间，于伦敦东区的白教堂（Whitechapel）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代称。犯案期间，凶手多次写信至相关单位挑衅，却始终未落入法网。其大胆的犯案手法，又经媒体一再渲染而引起当时英国社会的恐慌。至今他依然是欧美文化中最恶名昭彰的杀手之一。

虽然犯案期间距今已达百年之久，研究该案的书籍与相关研究也日渐增多。但因缺乏证据，凶手是谁却是各说其词、毫无交集，因而使案情更加扑朔迷离。可是开膛手杰克的身影却透过媒体、摇滚乐、玩具等物品不断出现在今日的大众文化之中。

◆犯案过程

开膛手的犯案地点集中在伦敦东区（East End of London）白教堂（Whitechapel）附近。这里在当时是著名的移民集散地，远从俄罗斯和东欧来的数万移民定居在此。由于收入微薄，此处早已成为贫穷与犯罪的温床，街头上流落着无家可归的流氓与拉客的娼妓。虽然苏格兰场于1829年就建立全市巡逻网，但薄弱的警力仍难以负担每晚有数万妓女出没的东区治安。

白教堂连续凶杀案

疑似凶手寄发的第一份讯息"Dear Boss"1888年8月7日一具女尸被发现陈尸东区的白教堂，死者是中年妓女玛莎·塔布连（Martha Tabram），身中三十九刀，其中九刀划过咽喉。同年8月31日凌晨三点四十五分，另一位妓女玛莉·安·尼古拉斯（Mary Ann Nichols）被发现死在白教堂附近的屯货区（Bucks Row）里，时年43岁。她不但脸部被殴成瘀伤，部分门齿脱落，颈部还被割了两刀。但最残忍的是腹部被剖开，肠子被拖出来，女阴也遭利刃严重戳刺。

由于该教堂附近甚少发生凶杀案，这两件案子和之前的几件杀人案件受到社会大众的注目，有些媒体甚至以“白教堂连续凶杀案”（the Whitechapel murders）称之，认为是同一名凶手所为。这样绘声绘影的描述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于是警方在此投入更多的便衣警探巡逻，当地居民也组织巡逻队维持治安。如此使人们相信此类案件将不会重演。

开膛手杰克

没想到8天后，也就是9月8日凌晨五点四十五分，一位居住在汉伯宁街（Hanbury Street）29号的老车夫于其廉价出租公寓的后方篱笆里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是47岁的妓女安妮·查普曼（Annie Chapman）。她与前位死者同样被割开喉咙，并惨遭剖腹，肠子被甩到她的右肩上，部分子宫和腹部的肉被凶手割走。其颈部有明显的勒痕，据说死前曾呼救，但未引起注意。由于这是凶手第一次在住宅附近犯案，时间还是接近清晨的5点以前，却未发出任何引人注意的声响，此案成为日后人称开膛手的凶手所犯下最著名的案件。

9月27日，中央新闻社（Central News Agency）收到一封用红墨水书写，并盖有指纹的信，署名“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信中以戏谑的态度表明自己就是杀死妓女的凶手，并声称被逮捕前还会继续杀害更多妓女。由于这封信以“亲爱的老板”（Dear Boss）起头，日后便以此称呼凶手寄发的第一封信。

9月30日凌晨一点，一名马车夫于住家附近发现伊丽莎白·史泰德（Elizabeth Stride）的尸体。不同于前两位牺牲者，这位44岁的瑞典裔妓女虽被割喉，但未遭剖腹，而是死于左颈部动脉失血过多。由于犯罪手法不同，有人怀疑此案的凶手与前两起开肠剖腹的凶案并无直接关系。

就在大批警力赶到伊丽莎白·史泰德陈尸处时，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左右，46岁的妓女凯萨琳·艾道斯（Catherine Eddowes）被发现横尸在主教广场（Mitre Square）上。除了同样被割喉剖腹，肠子甩到右胸外，她还被夺去部分子宫和肾脏。由于巡罗的员警声称一点半时这里并无异状，因而研判死者是在一点半至一点四十五分之间被杀害，并被剖开腹部。凶手行凶手法之俐落，让多数人认为他可能是专业的外科医生。

凌晨三点，一位搜寻可疑嫌犯的警员在高斯顿街（Goulston Street）附近发现件沾满血的衣物，经过鉴定是凯萨琳·艾道斯身穿围裙的一部分。而在衣物掉落的附近高墙上，发现疑似凶手用粉笔写下的一行文字：“犹太人不是甘于被怨恨的民族！”（"The Juwes are not The men That Will be Blamed for nothing."，但另有刑警记得是"The Juwes are The men That Will not be Blamed for nothing."）。之后警察督察长汤玛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 ）到现场巡视并观看这句留言，因担心该墙上涂鸦天亮后被路人看到，反而激起反犹太主义者的情绪，当场下令擦去。

最后一位受害者

隔天，也就是10月1日，中央新闻社又收到一封明信片，内文同样以红墨水写成。信里，写信者自称是“调皮的杰克”（saucy Jacky），并提到他打算“隔天再干两件事”——一般认为就是9月30日凌晨伊丽莎白·史泰德和凯萨琳·艾道斯这两起命案。另外，写信者提到打算割下死者的耳朵寄给警方，这与凯萨琳·艾道斯遗体外耳损毁的情形类似。最后，写信者同样留下“开膛手杰克”的属名。而日后便以写信者自称的“调皮的杰克”（"Saucy Jacky"）称呼该信件。

10月15日，一封寄给白教堂一带的居民自发组成的白教堂警戒委员会（Whitechapel Vigilance Committee）信再度引起大家的注意。信里附半颗肾脏，并以黑色墨水书写。写信者声称“来自地狱”，并说这颗肾脏取自“某个女人”（一般认为就是凯萨琳·艾道斯）身上，其中半颗被他煎熟吃掉。不同于前面两封信，这封信没有任何署名，日后人们便以开头的“来自地狱”（"From Hell"）为此信命名。比起前两封信，一般认为此信由凶手亲自书写的可能性最大。

11月9日一位多塞街（Dorset Street）上的房东托他助手到玛莉·珍·凯莉（Mary Jane Kelly）的房间收六个星期未缴的房租，却从窗口发现这位25岁的年轻妓女惨死在床上：她全身赤裸，颈部有勒痕，胸部和腹部被剖开，脸部的耳鼻和乳房也被割掉，据信被凶手拿到旁边的壁炉烤熟吃掉（但有人认为是被凶手割下带走）。一位邻居宣称昨晚，即11月8日晚上八点半时仍看到凯莉活著（不过她对凯莉的长相描述不完全正确），另外有邻居声称当天凌晨四点左右有听到一声凄惨的女性尖叫声。但可以确定的是，尸体发现的前一天晚上10点，凯莉曾出现在酒吧里。

玛莉·珍·凯莉命案后，开膛手杰克似乎消声匿迹：伦敦未再出现类似的命案手法，媒体对命案的兴趣也逐渐褪去。但警方动员大批人力却迟迟无法侦破案件，饱受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在内的英国各界人士批评，进而导致警界高层的异动。1892年，警方宣布停止侦办白教堂连续凶杀案。

◆开膛手书信

综观整个开膛手犯案期间，警方和报业收到千百封关于案情的信件。有些信出自全心全意提供讯息协助捉拿凶手的人士之手，但其中绝大多数被认为对案情毫无帮助而被忽略。

也许这数以百计的信中，较吸引人的是那些宣称凶手亲笔写的信件。这些信中绝大部分被当作骗局。许多专家指出这些信里“没有任何一封”是真的，但其中却很可能包含凶手真迹。经过近代和现在的权威人士验证，有三封信最引人注目：

·《“亲爱的老板”信》：日期是写9月25日，邮戳日期是9月27日，收件者是中央新闻社（Central News Agency），9月29日被送往苏格兰场。刚开始这封信被认为是个骗局，但当爱道斯的遗体被发现有只耳朵部分被割掉时，信中被应证的“割走女士们的耳朵”（"clip the ladys ears off"）引起人们的注意。警方于10月1日公布这封信，希望有人能认得信里的笔迹，但徒劳无功。“开膛手杰克”之名第一次出现在这封信中，并在信件被公布后获得世界级的恶名，大部分的胡闹信件都模仿该信的笔调。连续凶杀案结束后，警方宣称该信是一名当地记者的骗局。

·《“调皮的杰克”明信片》：邮戳日期是1888年10月1日，收件者是中央新闻社（Central News Agency），内文笔迹类似《亲爱的老板信》。信中提到两位受害者 （即史泰德和艾道斯）将死在彼此附近：“此时的两件事”（"double event this time."）。有争议的是这封信在凶杀案公布前就寄出了，而且不像是具有此类犯罪知识的怪人所写，虽然它在案发前24小时更早以前就被加上邮戳，且后面相当长的细节为当地居民与记者所知晓。之后警署宣称已确认该信是由特定记者所写，而这位记者也是《亲爱的老板信》的撰写者。

·《“来自地狱”信》：又被称作《卢斯科信》（Lusk letter）邮戳日期是10月15日，白教堂警戒委员会的乔治·卢斯科（George Lusk）于1888年10月16日收到。卢斯科打开信件附送的小盒子时，发现里面有半颗肾脏，不久将其保存在“酒之灵魂”（乙醇）的医生说这是人类的肾脏。艾道斯其中一颗肾脏被凶手取走，而这位医生认为寄给卢斯科的肾脏“貌似凯撒林·艾道斯被取走的那颗”，虽然他的发现十分不可靠[1]。该信的作者宣称已经“煎熟并吃掉”另外半颗肾脏。关于这颗肾脏的说法不太一致：有人坚称这是艾道斯的，但其他人认为这只是个“恐怖的恶作剧，而且仅仅如此。”

有些地方会列出另一封信，即日期是写1888年9月17日，被认为是第一封使用开膛手杰克这名号的讯息。专家们相信这是封20世纪才被放入警方档案，距离开膛手犯案时代已十分久远的的现代赝品。他们察觉到这封信既无警印鉴以核对收件日期，也没有早期调查员检查过其是否是潜在证据。另外没有任一当时的警察档案曾提过该信，而且部分看过的人宣称这封信是用圆珠笔书写，而这要到开膛手杰克犯案后50多年后才被发明。

◆受害者

已确定的受害者都是中下阶层的妓女，且除了玛莉·珍·凯莉外，皆年趋中年却无固定居。受害者都在隐密或半隐密的地方被杀，死前大多呈现酒醉状态。死者的遗体显示受害者喉咙被割开，死后腹部往往被剖开，部分受害者甚至外阴被凶手切下。现在很多人相信受害者开始就被扼死，以防她们求救。一些尸体的内脏被取出，而根据尸体上的伤口，凶器被认为是如手术刀般锐利的刀，因此推断凶手有相当程度的外科和医学技巧，其职业可能是医生或屠夫。

▲玛莉·安·尼古拉斯

闺名玛莉·安·沃克，绰号“波莉”。1845年8月26日出生，1888年8月31日星期五被杀。

▲安妮·查普曼

闺名爱莉莎·安·史密斯，绰号“黑安妮”。1841年9月出生，1888年9月8日星期六被杀。

▲伊丽莎白·史泰德

闺名伊丽莎白·古斯塔斯多特，绰号“长丽兹”。1843年11月27日生于瑞典，1888年10月30日星期六被杀。

▲凯撒琳·艾道斯

曾化名“凯特·康微”和“玛莉·安·凯莉”，皆出自于以习惯法婚姻结为连理的丈夫汤玛斯·康微和约翰·凯利。1842年4月14日出生，1888年9月30日星期日被杀。

▲玛莉·珍·凯莉

到巴黎旅行后自称“玛莉·珍娜特·凯莉”，绰号“姜”。据称1863年生于爱尔兰蒙斯特的利麦立克或利麦立克郡一带，1888年11月9日星期五被杀。

可能的受害者

当时其他遭到类似手法攻击或杀害的受害者们罗列于下表中。这些受害者的资料十分有限，其中包括：

▲“费小仙”（"Fairy Fay"）

这是1887年12月26日一起无名凶杀案的死者绰号。死因被认定是“一根尖头柱贯穿她的腹部”，一般认为“费小仙”是媒体一项与艾玛·史密斯凶案(见下方)有关的乌龙产物：他们把艾玛的朋友在艾玛遭受攻击后，提到艾玛在凶案前一年耶诞节也受到攻击一事误认为另外一桩凶案。“费小仙”一词直到艾玛·史密斯凶案后多年才出现，且似乎出自著名歌曲《波莉多利都朵》（Polly Wolly Doodle）的歌词：“好好享受吧，我的费小仙”（Fare thee well my fairy fay），现在并无任何证据显示有这位受害者确实存在。在凶案发生地的纪录里也显示当时附近没有位女性姓“费”。

▲安妮·密尔沃（Annie Millwood）

大约生于1850年，据闻是1888年2月25日一次攻击事件的受害者，这次攻击造成她“腿部与下半身有多处刺伤”而住院治疗。之后她顺利出院却于1888年3月31日去世，死因很可能是某种自然因素。

▲艾达·威尔森（Ada Wilson）

据闻是1888年3月28日一次攻击事件的受害者。她的颈部连中两刀，但却劫后余生。

▲艾玛·伊丽莎白·史密斯（Emma Elizabeth Smith）

大约生于1843年。1888年4月3日她遭到攻击，一把钝器贯入其阴道，造成会阴破裂。受到攻击后她设法带伤走回自己的租屋，回去后朋友们送她到医院，在此她告诉警方其遭到两三人围攻，其中一人未成年。之后陷入昏迷，直到1888年4月5日去世。

▲玛莎·塔布连（Martha Tabram）

闺名玛莎·怀特，有时本名因拼错写成玛莎·塔布兰（Martha Tabran）。生于1849年5月10日，1888年8月7日被杀，身中三十九刀。基于某些不完整的理由，如缺乏犯案证据和行凶动机、地理和时间上近乎接近以及标准的攻击方式，塔布连最常被认为是开膛手刀下另一位受害人，但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犯罪手法（穿刺，而非勒毙或割喉）。不过现在大家也接受凶手会改变犯罪手法，甚至戏剧性的变化。

▲“白厅之谜”（"The Whitehall Mystery"）

这词指的是1888年10月2日白厅街（Whitehall）上新伦敦警察队总部大楼地下室发现的无头女尸。原本属于这具尸体的一只手臂在泰晤士河畔的皮米里科（Pimlico）被发现，另外一条腿被肢解后埋在尸体发现处底下，剩下的一手一脚则未找到，而死者的身分始终无法辨识。

▲安妮·法尔（Annie Farmer）

生于1848年，据闻是1888年11月21日一起攻击事件的受害者。这次攻击中她颈部被割开，鲜血直流以致差点丧命。幸好伤口不深，而这显然是因凶器为钝刀。警方怀疑这伤口纯为自残，故不久停止侦办这宗案件。

▲萝丝·米雷（Rose Mylett）

真名可能是凯撒琳·米雷，但又名伊丽莎白·“酒鬼丽兹”·戴维斯、“秀丽”艾莉丝或“克拉拉”。生于1862年，死于1888年11月20日。据闻她被“紧紧缠在脖子上的绳索”勒死，虽然有些调查员相信她是烂醉如泥时不小心被自己穿著的衣领勒住而窒息。

▲伊丽莎白·杰克生（Elizabeth Jackson）

一名妓女，1889年5月31日至6月25日其部分遗体自泰晤士河中陆续打捞出来。据闻这些尸块是根据她失踪前已有的伤痕辨识出来，显然她死于凶杀案。

▲艾丽丝·麦坎锡（Alice McKenzie）

绰号“陶烟管”艾丽丝，并使用化名艾丽丝·布莱恩做为。她大约生于1849年并死于1888年7月17日。据闻死因是“颈动脉断裂”但身上被发现另有数起小处瘀伤。

▲“宾奇街凶案”（"The Pinchin Street Murder"）

这是指1889年9月10日被发现的无头尸，除了双手未被割断外，其情况类似“白厅之谜”。一份当时无法确认的推测认为尸体的确切身分是莉迪亚·哈特（Lydia Hart），即一名失踪妓女。“宾奇街凶案”和“白厅之谜”常被认为是同一连环杀手所为，“他”因而被称为“无头尸杀手”或“无头尸凶手”。然而开膛手杰克与“无头尸杀手”是否为同一人或毫无关联的两者（但很可能在同一地区活动）已成为长久以来开膛手研究者争辩不休的话题。另外，伊丽莎白·杰克生也被认为可能是“无头尸杀手”刀下的另一位受害者。

▲法兰西丝·寇尔（Frances Coles）

又名法兰西丝·寇尔曼、法兰西丝·哈金斯或绰号“橘发尼尔”。生于1865年，死于1891年2月13日。她后脑杓上的小块伤口显示曾被狠狠摔在地面，且喉咙被割开。然而遗体上找不到其他肢解痕迹。

▲凯莉·布朗（Carrie Brown）

绰号“莎士比亚”，乃出自她酒醉时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习惯。大约1835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纽约市的曼哈顿，1891年4月24日遇害。她被衣料闷死且随后被利刀肢解。其遗体上发现外阴部有大撕裂伤，背部和腿部有轻微的割痕。虽然她的卵巢在床上被找到，但没有任何器官被夺走，这是否为凶手故布疑阵则不得而知。当时，这宗凶案被拿来和白教堂凶杀案做比较，但伦敦警方坚决否定两者的关联性。

某些开膛手研究者援引伤残男童的案例，认为他们也可能是开膛手犯案的对象，因为当时几封宣称是凶手寄给警方的信中曾不断威胁将杀害幼童。

◆嫌疑犯

虽然开膛手杰克引起世人注目，但直到目前为止，并无明确的证据指出凶手是特定的几个人物。相反的，随著时间日渐久远，研究者渐增，被大家认定的嫌疑犯越来越多，且身分遍及当时伦敦的各个阶层；反倒是传统上被认为嫌疑最重的几个嫌犯，于更多资料发堀后逐渐被还清白。在此，将列举出较具知名度的嫌疑犯。

下列是警方认为很可能是开膛手杰克的嫌疑犯（但请注意并没有证据可供认定他们就是）：

▲马塔古·约翰·杜立德（Montague John Druitt）

（1857年8月15日 — 1888年12月1日）

取得律师身分后，他自1881年至1888年11月21日起长期担任某间私立学校老师以彰其职。另外，他也是有名的运动家和业余板球员。由于不明的原因，1888年11月19日最后一次现身于一所位于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的学校，两天后宣告失踪。1888年12月31日他的遗体被发现漂浮在泰晤士河上，检查结果显示其尸骇由于口袋放入大石块，曾沉入河底数星期之久，警方因此推断他于沮丧的情况下投河自尽。由于他失踪与死亡的时间距离第五起凶杀案不远，且他死后凶杀案不再发生，让当时许多调查员认为他就是开膛手。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在凯莉凶案与他死亡之间，他曾在法庭上担任合法代理人，且根据法庭纪录，还曾为了座位的问题争论许久。某些人认为这反驳了杜立德在凯莉案后精神崩溃的说法，而在麦维·麦克那登爵士（Sir Melville Macnaghten）的备忘录，也就是最早认为杜立德有嫌疑的文件里，这位律师被误认为一位医生，由此进一步推论，福德瑞克·艾柏瑞（Frederick Abberline）侦探怀疑杜立德涉有重嫌。

▲塞维林·安东尼诺维奇·克拉索威斯基（Severin Antoniovich Klosowski）

化名乔治·查普曼，但与受害者安妮·查普曼无任何关系。他生于波兰克拉索威斯基，但来到英国后取名查普曼。当时他住在伦敦，是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或许懂些医学知识，后来因毒杀三名女子的确切罪行处以绞刑。他曾一度是福德瑞克·艾柏瑞认为最有可能是凶手的嫌疑犯（参见乔治·查普曼（杀手））。

▲阿朗·柯明斯基（Aaron Kosminski）

（1864或1865年 — 1919年）

伦敦犹太人社群成员，1891年2月曾送入精神疗养院治疗。他被麦维·麦克那登警长备忘录列入嫌疑犯之一，理由是他有许多疑点，如长的像主教广场附近“伦敦巡警看到的那名男子”（这个说法仅见于该文件中，有些研究者认为麦克那登真正的意思是指伦敦警方的目击证人约瑟夫·劳温岱，然而其他人却想到另种解释：并未有权威性的资料显示那晚有任何人出现在广场附近。）助理长官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与唐纳·斯文森探长（Donald Swanson）的评述都宣称“只有眼力好的人才看的到凶手。”（虽然有多种说法，但这可能是指目击证人以色列·史瓦兹）。然而，他们宣称因为证人不愿意提供不利于犹太人的证据，因此不可能起诉。斯文森在他报告版本的边注里提到，那个男人就是柯明斯基，并补充说他兄弟的家就在白教堂伦敦警局旁，而其被双手反绑送入精神病院里，不久便死了。最后两个关于柯明斯基的细节不太正确，因为他活到1919年。他的精神错乱症状有幻听、担心被其他人吃掉的恐惧和拒绝梳洗。在院里他被描述成没有伤害能力的人物，虽然有一次他对著院里的服务员挥动一张椅子。近年来多数研究者认为他会被列入嫌犯名单里，凶案当时的反犹太主义情节影响大于其症状与案情的关联性。

▲麦可·奥斯卓（Michael Ostrog）

（1833年 — 1904年?)

职业骗子，曾化名和易容过。他被一位新加入调查的警官列为嫌疑犯，时间是1889年，也就是“真作五案”的受害人遇害隔年，但研究者找不到证据指出他犯过比偷窃和诈骗更严重的案子。事实上，纪录显示开膛手犯案期间他正在法国监狱里服刑，而这似乎成为一项难以动摇的不在场证明。他生前最后一次被提及是在1904年。

▲约翰·皮札（John Pizer）

(1850年 — 1897年)

皮札是住在白教堂附近的波兰裔犹太人，从事制鞋业，警员隡金特?威廉?辛格（Sergeant William Thick）将曾其带回侦讯。辛格显然相信皮扎认识“毛皮围裙”，即一名以袭击妓女著称的当地男子，白教堂连续凶杀案刚发生时，许多居民曾相信“毛皮围裙”就是凶手。但他的嫌疑终究被撇清，原因是一次观看伦敦码头大火中，一群警官谈论起这一系列凶杀案时，皮札宣称辛格早认识他好几年了，言下之意是他被辛格逮捕乃出于恶意且缺乏证据。

▲法兰西斯·塔布莱特“医生”（"Dr." Francis Tumblety）

(大约1833年 — 1903年)

似乎是未受教育或自学的美国人，他靠装成专业医师跑遍全美国和加拿大，偶尔远赴欧洲干同样的勾当。自认到是位女性贬抑者，他常把死亡与其病患连在一块，虽然不确定此为有意或无意之举。1888年法兰西斯人在英格兰，11月7日被逮捕，理由是“被控有下流猥亵的行为”，显然针对其对同性恋性行为的喜好。11月16日他被保释出狱。等待受审期间，他反而在11月24日逃到乡下准备前往法国。有人认为他出狱后能及时犯下玛莉·珍·凯莉凶杀案（11月9日）而随后即遭到逮补。由于在美国犯下多起恶名昭彰的诈骗，他被逮捕的消息让某些人认为他就是开膛手。他究竟是名杀手，或只是名受不当怀疑的怪人仍有争论。塔布莱特被认为有嫌疑，是在凶案发生多年以后某位伦敦警察寄给一名记者的一封信里所提到，但没人知道这位警员有直接参与开膛手一案的调查工作。而主张苏格兰场于1888年派遣一名警官前往美国，试图将塔布莱特带回来与罪案有关的说法在近年来的研究中仍是个争议。

其他可能的嫌疑犯

还有一些被当时的记者等人点名为潜在的白教堂凶杀案嫌疑犯（但请注意并没有证据可供认定他们就是），其中几位著名人选是：

▲威廉·亨利·伯利（William Henry Bury）

（1859年 — 1889年）

自伦敦迁居苏格兰后不久，他于1889年2月10日勒死发妻爱伦·艾利奥（Ellen Elliot），而她曾是名妓女。在她死后不久，又在其腹部施与几道伤口。有些人相信，这几道伤口十分类似玛莎·塔布连与玛莉·安·尼古拉斯遗体上的痕迹。柏利向当地警方自首后便被列为嫌犯之一，虽然他宣称并未涉及其他任何案件。不久之后他在苏格兰丹地（Dundee）被处以绞刑，罪名是他自己承认的谋杀妻子。

▲汤玛斯·尼尔·克利医生（Dr. Thomas Neill Cream）

（1850年5月 — 1892年11月16日）

一位暗地里专门从事堕胎的医生。生于苏格兰，于伦敦接受教育，在加拿大开业且之后转往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1881年他被发现要为他几位病人中毒，其中男女皆有，负起责任。起初，这起事件没有他杀的嫌疑，但克利自己却要求调查这些尸体，显然这是个引起他兴趣的尝试。之后他被关在位于久利特（Joliet）的伊利诺州州立监狱，1891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理由是品行良好。到伦敦展开新生活后，他再度被控谋杀并遭到逮补，1892年11月16日处以绞刑。根据某些来源所述，他死前最后几个字是说：“我是杰克....。”（"I am Jack..."）此话被诠释为意指开膛手杰克，但也可能被蒙头罩消音过。专家们根据参与处刑警官们没提到这宣称曾妨碍招供的理由，主张这个插曲也许本身没啥意义的可能性大于此为后来捏造的故事。据闻开膛手犯案之时，他正在监狱里服刑。然而有些著作认为在被正式释放前他能贿赂警官而离开监狱，或留下一个替身在他所住的牢房里，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法获得权威资料佐证。（参见汤玛斯·尼尔·克利）

▲弗雷德瑞克·贝瑞·汀尼（Frederick Bailey Deeming）

（1842年7月30日? — 1892年3月23日）

一名当时住在澳洲雪梨的水手，有位妻子和四个小孩。由被视为一名英国公民，1887年12月15日他被控破产而前往位在英格兰的法庭。虽然最后被判处40天徒刑，但显然他在1887年12月29日就被释放，并试图与妻小一块逃到南非开普敦躲避债主。抵达不久他便因诈欺被当地警方盯上，于是又把妻小送到英格兰，而自己前往新建立的约翰尼斯堡，从此他似乎消失了：没有可靠的资料记载1888年3月到1889年10月凶案发生期间他的行踪下落。他再度现身是在英格兰的京士顿赫尔（Kingston upon Hull），在此他叫做哈利·劳森（Harry Lawson），即他众多化名的其中一个。成功转入职业骗徒生涯后，他显然试图与分居的妻子破镜重圆。1891年7月，他们俩同孩子搬到雨山（Rainhill）的租屋，但这段重归旧好于1891年8月11日他趁妻小睡觉时割断他们喉咙后嘎然终止。由于在他是以单身汉的身分引介到当地，并声称其家人是来拜访他的姊姊与侄辈，所以很轻易解释他们的失踪。之后他向他房东女儿爱咪·马瑟斯（Emily Mathers）求婚，并于1891年9月22日结婚。1891年11月2日这对新婚夫妇搭船离开英格兰南安普敦，1891年12月15日抵达澳洲维多利亚州。1891年12月24日他杀了爱咪，把她埋在租屋底下，随即离去。爱咪的遗体不久被发现，并引起当地侦查与寻找在英国其他尸体的行动，这也导致他于1892年3月11日被逮补，并于审判中判处绞刑，而当时的澳洲舆论认为他就是开膛手。据说他熟识开膛手被害人凯撒琳·艾道斯，并与她保持通信，但这个说法仍无法证实。

好了，今天关于4月6日英国留学生被杀案件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对4月6日英国留学生被杀案件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希望这个话题4月6日英国留学生被杀案件的解答可以帮助到大家。

请添加微信号咨询：19071507959

在线报名

上一篇：4如何留学日本,如何留学日本大学

下一篇：暂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