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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革命的某一位领导人的英勇事迹（越快越好)急用

方志敏，1899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至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被7倍于己的敌军围困。他带领先头部队奋战脱险，但为接应后续部队，复入重围，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7日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被捕那天，两个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了一块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没有一文钱。诚如方志敏所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当时才36岁。

无产阶级革命家。江西省弋阳县人。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参与创建江西的中共党、团组织。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主席，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潜回赣东北，恢复中共基层组织，组织农民武装。次年1月领导弋阳、横峰起义，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信江、赣东北省和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军代理政治委员、赣东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十一军政治委员、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并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红旗章。1934年红军长征前，奉命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途中遭国民党军重兵围困，在突围时，因叛徒出卖，于1935年1月被捕。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记实》、《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著作。《可爱的中国》曾由鲁迅先生代为保存，解放后公开发表。1935年8月6日于南昌就义。遗骨现安葬于南昌市郊梅岭。

1、童年

190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方志敏出生在江西省弋阳县湖塘村。湖塘村是一个优美的地方，村前是两口水明如镜的鱼塘，一条小河流过村口的一座小桥，村后有座土山，长满了高大的枫树。

方志敏的家很穷，每逢春天家里都断了粮，缸里的一点粮食还是跟财主家借的。刚刚三、四岁的小志敏饿得肚子咕咕叫。小志敏拽着妈妈的衣襟不断地嚷：“妈妈！我饿，我饿啊！”小志敏看见财主家的孩子吃的是白面馒头,仰着头问妈妈：“为什么财主家的孩子有馒头吃,我们家没有呢？”妈妈只好回答说：“人家财主命好，有地又有钱；咱们命苦，要啥没啥，孩子也跟着受罪！”小志敏听了还是不明白，同样是人，财主不干活不流汗都吃白馒头，爸爸累死累活都让儿子饿肚子，这是为什么？方志敏7岁的时候，爸爸向财主借高利贷让他上了私塾。

小志敏高高兴兴背上书包去上学了。一开始的几天，小志敏觉得挺新鲜，老先生摇晃着脑袋，“子曰”、“诗云”的念，学生们也摇头晃脑的跟着念。时间长了，小志敏就不耐烦了，觉得没什么意思，坐在那儿老打瞌睡。

老先生见小志敏不好好念书，走过来揪着他的耳朵问：“我刚念的是哪一句？”小志敏直着脖子，说：“不知道！还不是老掉牙的旧书，我懒得听！”

老先生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拿起戒尺就朝志敏的手心打，一边打还一边骂：“我让你不学圣人的书！”小志敏的手被打得又红又肿，但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回到家里，妈妈看着儿子的手，心疼得流下了眼泪。小志敏说：“我明天不上学了，我放牛拾柴去。！”

爸爸正在抽旱烟，听儿子嚷嚷不上学了，吐了一口烟，说：“哪有上学不挨老师打的，学还得上。供你念书，爸爸受苦受累还有个盼头。不然，你也和爸爸一样当个睁眼瞎，咱家这穷日子还有什么指望改变呢！”

气归气，小志敏还得去上学。只要爸爸、妈妈高兴，这书还得好好念。

1916年秋天，16岁的志敏在弋阳县高小读书，他在学校图书室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并组织了“九区青年社”，专门与土豪劣绅做斗争。

当时，有个姓张的大地主想弄个“省议员”当当。他让手下用钱去买选票，老百姓议论纷纷。方志敏想，这个地主坏得很，头上长疮，脚底流脓，要是他当上了议员，不定要做出多少坏事。

为了阻挡姓张的大地主，方志敏一夜没睡觉，写了一篇小字报：“张地主十大罪状”，抄写了好几份，连夜贴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城里的人都挤着去看小字报，拍手称快。张地主气得浑身发抖，派人把小字报撕掉，到处寻找方志敏。

方志敏的同学劝他找个地方躲一躲，说张地主有钱有势，惹不起他。方志敏笑着说：“我不怕，他能把我吃了？”

张地主终于找到了方志敏。几个狗腿子推搡着方志敏，方志敏被带到了张地主家。

张地主歪在太师椅上，咕噜咕噜在抽水烟，迷着两眼瞅着方志敏说：“你就是方志敏？”

方志敏昂着头不说话，心想，你知道还问什么？

张地主又说话了：“你是学生，应该好好读圣贤之书，不要瞎折腾。我找你来，想让你写个声明，就说你受别人唆使，我是清白无辜的，怎么样？”

方志敏摇了摇头，张地主马上翻了脸，把水烟袋往桌子上一扔，满脸凶相，说：“我在弋阳城里说一不二，整死你像踩死个蚂蚁。”一个打手揍上来要动手，方志敏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说：“我早给报馆和警察署写好了信，今晚我要回不去，就有人将信寄出去。你残害学生的事情全省的人都会知道。”

张地主一听，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孩子还留了一手，真难对付。想来想去，如果把方志敏打死，就会惹恼全省的人。还是咽下这口气吧，只好一挥手，让方志敏走了。

方志敏并没有给同学留下什么信，只是让张地主逼急了，才急中生智说出那套话。张地主最终没有当上议员，方志敏却成了弋阳城里有名气的学生。

[编辑本段]2、青年

1918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卖国政府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激起了群众极大民愤。

这一天，弋阳高小的师生在操场举行声讨段祺瑞卖国政府的集会。方志敏平时最敬佩的一位青年教师刘老师，登上台子演讲。他慷慨激昂地说：“卖国政府把我们的国家一片片出卖，日本帝国主义又要鲸吞我们的神州。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抵制日货。”说着，刘老师把平时用的日本牙粉，日本脸盆拿出来，一脚踩碎牙粉盒，又把日本脸盆用石头砸碎。

同学们都被刘老师的爱国行动感染。方志敏抬腿跑到宿舍，把他铺的一床日本草席抱出来，跑上讲台，点着一根火柴把日本草席点着说：“我向刘先生学习，坚决不用日货。”

1919秋天，方志敏在南昌江西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他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当时，方志敏所在的这所学校办得很糟糕。学校凭私人关系任用教师，有的教师什么都不懂，甚至连学生都不如，只要有门路，就能教课。学生们意见很大，方志敏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更换教师，胖校长打着官腔说："研究研究"，几个月过去了，也不见音信。

正好，学校宣传队要排节目。方志敏灵机一动，编写了一个剧本《私塾怪现象》。戏中有3个主要人物，校长、校长老婆、校长的儿子。校长当领导，校长老婆连字也不识，啥课都敢教，校长的儿子只管摇铃。

《私塾怪现象》主要是讽刺学校的腐败，受到学生的欢迎，大家看得开怀大笑。可是校长看了戏，血压上升，恼羞成怒，下令立即停演，还给方志敏记大过一次。

学生记大过是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方志敏一点也不在乎，继续带领学生同校长斗争，公开揭露学校的黑暗。胖校长气得不行，要开除方志敏。方志敏不甘示弱，带领学生自治会贴布告：开除校长！

1921年秋天，方志敏又进了同文学院。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对英文抓得很紧。方志敏找到了英文的《资本论》和《***宣言》，一边学英文，一边学这两部伟大著作，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社会主义”，因为方志敏开口闭口不离“社会主义”这个词。方志敏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专门学习和探讨社会主义。

那时候，阅读革命书籍非常困难。书籍、报刊杂志常被没收。方志敏托校外的同学订进步杂志，再带进学校阅读；白天不方便，晚上熄灯后，几个人才悄悄地进行讨论。

教会学校三天两头做礼拜，方志敏非常厌烦。可是，他一想，何不在做礼拜的时候，带上要看的书，“你做你的礼拜，我读我的书”。

[编辑本段]3、闹革命

1922年夏天，方志敏到了上海。

那时候上海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上海的马路上，方志敏看到，洋人的警棍在黄包车夫的身上飞舞；喝得烂醉的外国士兵，肆意侮辱中国的百姓。

一天，方志敏和几个朋友来到“法国公园”想进去玩玩。他们走到公园门口，一个显眼的牌子映入眼帘：“华人与狗不准入园。”

方志敏站在“华人与狗不准入园”的牌子面前热血沸腾脸发烧，感到一种奇耻大辱。堂堂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都不能自由行走。

面对“华人与狗不准入园”这块耻辱牌，方志敏暗暗发誓，一定要赶走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华民族解放面奋斗到底！一定要铲除“华人与狗不准入园”这块耻辱牌！

很快，方志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很快加入了中国***，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火与血的考验中百炼成钢，成为解放中华民族的先锋。

下面讲几个方志敏闹革命的故事：

1925年夏天，方志敏在家乡湖塘村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带领贫苦农民与地主展开了斗争。

那年天旱欠收，到了秋天，许多贫苦的农民发愁交不起租，还不了地主的债。

方志敏召开了贫雇农大会，对大家说：“今年地主收租讨债，我们就要求减租减息。如果地主不肯，咱们就跟地主斗，不交租，不还债！”

农民们都害怕地主，不敢行动。方志敏带领一部分积极分子先把一个地主抓了起来，要他减租，并把借据还给农民。这一来，农民们有了劲头，都准备跟着方志敏干。不料，方志敏的五叔、地主方雨田跳出来，带头对抗农民运动。其他地主不敢收租收债了，方雨田却气急败坏地质问方志敏：“我是你亲叔，你该不会六亲不认吧？”

方志敏觉得不把方雨田的气焰打下去，斗争就不能取胜。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方雨田是我五叔，我就循情看面子。他既是地主，又和我们对抗，咱们就跟他斗争到底！”

一天晚上，他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手拿铁叉、锄头，包围了地主方雨田的大院，而冲在最前面的是方志敏。

方雨田紧关大门，躲了起来。几个农民**进入方家大院，把门打开，大家一下子冲了进去。方雨田狗急跳墙拿刀想行凶，农民夺下他手中的刀，用绳子把他捆了个结实。

地主方雨田被斗倒了，震动了整个弋阳县。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江西的农民在方志敏的领导下，把土豪劣绅打得屁滚尿流。农民从漆工镇警察所里缴获了两条半枪。一条是“汉阳造”，一条是“三八式”，还有一条“九响毛瑟”被截去了半截枪筒，只能算半条枪。方志敏出门时就把这半截枪筒的枪带在身边当作防身武器。很快，“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消息就传遍了方圆几百里的地方。方志敏带着那半条枪，有时穿件灰袍子，化装成商人；有时光脚穿草鞋，化装成农民，四处宣传鼓动领导革命运动。

方志敏给穷苦农民开会讲革命道理。

方志敏问大家：“谁欠了地主的债？谁欠了租？”

大家一齐举手说：“我们都是穷人，不穷也不来革命了！”

“现在***来了，不交租，不还债，大家赞成不赞成？”

“这样的好事情，谁不赞成？”

方志敏又接着说：“我们***的道理，就是活不下去了，要平债，要分田，要革命！你们赞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咱们干起来！”

听了方志敏的话，农民们都在红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还画押宣誓：“革命到底，永不变心！”

就这样，农民革命团组织起来了。

农民革命团在方志敏领导下搞起了革命。

蓝家沟的农民穷得没法过了，冒着生命危险开了一个小煤窑。县衙门派来一个当官的，领几个法警来要捐税，每月缴5元。

农民们抗着不缴，说：“我们连吃的也没有，拿什么缴捐纳税？”

当官的大喊：“好呀，你们抗捐不缴，我把你们都抓到牢里！”

那个当官的还打了一个农民， 农民们一拥而上，把当官的推了个四脚朝天。几个法警围上来想行凶，也被农民揍了一顿。事情闹大了，农民找方志敏出主意。方志敏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不暴动敌人也会来抓你，干脆，提前动手，让敌人措手不及。农历年三十晚上，蓝家村的农民暴动了。农民革命团烧毁了几百份地契，分了几百担粮食，农民还编了歌谣：“湖塘塌塌岭，出个方志敏，一心干革命，为的是穷人。”

有一天早上，方志敏看见一个老农掉到了河里。他脱了棉袄，跳进冰冷的水里把老农救了上来，还把自己的棉袄给老农披上。

老农流着泪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方志敏笑着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方志敏非常关心老百姓。和群众在一起，他总是问长问短，群众也愿意和他接近。

这一天，方志敏和几个战士来到一个村子里参加一个会。许多群众跑来看望他，不知怎么消息走漏了。正谈着，白狗子把村子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方志敏把群众疏散了，和几个战士一边打一边撤退。可是，白狗子人多，眼看就要追上了，怎么办？

正在这时候，白狗子们定住脚不跑了，一个个蹲下身子，抢着拾地上的银元。有的没拾到，就和拾到的争抢起来，你争我夺打成了一锅粥。当官的没办法，踢这个一脚，踹那个一腿。趁这个机会，方志敏他们脱了险。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村里的群众见敌人追赶方志敏，情况很危急，没有别的办法，就把打土豪收来的银元拿出来，丢到路上，缠住了爱财如命的白狗子。

有一天傍晚，在敌人占据的一个村子里，突然听得一阵“得得”的马蹄声，一个穿着笔挺的制服的国民党军官，带着两个背着驳壳枪的卫兵进了村。村里的两个地主豪绅见来人势头不小，就出来低头哈腰地热情迎接。

那军官骑在马上挥着鞭子，说：“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为了配合军事行动，今晚上在周家祠堂开会，所有乡绅都要参加，不到的以军法论处。”

天刚黑，周家祠堂里就挤满了全村的地主乡绅，那个军官用手电朝每个人脸上照，还拿出一个小本，借着油灯的光，一个一个点名。点完了名，那个军官让他们都到里面屋子里去说话，说有机密事儿商量。

地主乡绅们乖乖进了里屋。那军官忽然掏出哨子“嘟嘟嘟”一吹，从祠堂四周进来一群手拿梭镖、土铳的农民革命团员。地主乡绅们一看，都吓瘫了，哆哆嗦嗦地问：“你……你们？”

那军官“啪”的一声，把国民党军帽往桌子上一扔。卫兵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方志敏。我们是他领导的工农红军。”

地主乡绅们一听，“咕咚”一声都跪到了地上，哀求那个军官！“饶命！饶命！”

方志敏怒喝一声："都给我捆起来，押回根据地，看他们手上沾没沾革命者的鲜血！"

[编辑本段]4、英勇牺牲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方志敏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随军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5年1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的红十军团在通过怀玉山封锁线时陷入敌人的重围之中，部队被敌人截成了两截。方志敏率领的800余人冲出了包围圈，却发现大队没有跟上来。作为主要领导的方志敏提出要去寻找被围的部队。另一位负责人说：“你是主要领导，还是让我去吧！”方志敏说：“不行！我没有理由留在这里，我要把战士们带出来！”

方志敏毫不犹豫，不顾个人安危，又一次进入敌人的包围圈，找到了大队人马，可是，大队人马已经被敌人的14个团重重包围着，情况万分危急，敌人见人就杀，见粮就抢，见房就烧。红军被包围在荒山僻野之中，没有吃的，只能采集野果充饥；野菜也采集不到了，只得忍饥挨饿一次次突围。

部队经过与敌人激烈的搏斗，只剩下了80多人。方志敏已经7天没吃东西了，饿得两腿站不住。他带领战士翻山越岭，鼓励战士们说：“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越苦越要干。”

突围无望。天亮的时候，方志敏命令机要员把文件和密码烧掉，说：“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守党的机密。”有的战士有些灰心，方志敏说：“我们只是一支小部队，红军主力还在，胜利仍然是我们的。***是永远打不垮的！”有个战士建议方志敏化装，到白区去躲避一阵，方志敏摇摇头。

1935年1月24日，由于叛徒出卖，方志敏在皖浙赣交界处的陇首村，不幸被捕。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了方志敏，认为是“剿共”的一个重大胜利，要在上饶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敌人把戴着手铐脚镣的方志敏带到了台上“示众”，方志敏昂首挺立，正气浩然。上饶的劳苦大众看着不幸落在敌人手中的方志敏，都心情沉重，许多人低下了头去，暗暗落泪。

敌人军官气焰嚣张，在台上喊起了反共口号。但台下无人响应，这激怒了那个军官。他把手枪"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怒吼着：“谁不喊就抓起来！”台下仍然一片沉默。方志敏这时感到一种莫大的欣慰，老百姓心向着革命。“庆祝大会”草草收场了。

敌人要把方志敏押送到南昌，途中要经过方志敏的家乡弋阳县。敌人又要在弋阳开一个“庆祝大会”。可是，愤怒的几千名弋阳百姓，个个手拿锄头、木棍、扁担，聚集在公路两旁，准备抢回他们敬爱的领袖方志敏。敌人还哪敢开什么大会庆祝，慌忙把方志敏押进装甲车， 惊慌逃走。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敌人又要召开一个“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公园里军警如林，警备森严。方志敏戴着手铐脚镣，镇定自若地向成百上千的群众高声说道：“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剥削统治，国将不国，民不聊生。”敌人没有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庆祝大会”竟然成了方志敏宣传革命的演讲大会，赶紧下令：“快！快把他拉下去！”

方志敏趁着敌人手忙脚乱，继续大声喊道：“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

从上饶到弋阳，又到南昌，敌人的三次“庆祝大会”都没开成。

反动头子蒋介石获悉方志敏被抓到了，立即密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千方百计劝降方志敏。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头子俞伯庆对方志敏假惺惺地说：“蒋委员长很想重用你，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

方志敏听了，鼻子哼了一 声，说：“蒋介石是什么东西！”

俞伯庆又说：“你们不是失败了吗？”

方志敏坚定地说：“不！我们在军事上暂时失败了，政治上并没有失败。我可以告诉们，我们永远不会失败！”

俞伯庆劝降不成，敌人军法处处长又来与方志敏“谈话”。

他喊手下搬一个凳子，又说不好，又换来一把椅子。

军法处长好像推心置腹地对方志敏说：“方先生，我忠告你，你们既然一败涂地，何必钻牛角尖。像你这样杰出的人才，国民党会给你高官厚禄的。”

方志敏打断他的话，说：“***人信仰共产主义，功名利禄视如粪土。”

“方先生，信仰要实现 ，得几百年。何必当傻子，识时务者为俊杰。”

军法处长见方志敏没有吭声，又把话锋一转，说：“方先生，你知道你们那个孔同志吧！他现在在我们这里是少将参议，春风得意着呢！”

方志敏一听姓孔的，非常愤怒，站起身来厉声说道：“他是无耻的叛徒，我决不会像他一样。革命者宁可被敌人残杀，绝不投降敌人，要我屈膝投降，休想！”

弋阳县长，还有教过方志敏的一个乡绅，也都找过方志敏，带着水果、点心来劝降。方志敏回答他们：让我投降？休想！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的信仰！

劝降失败了，敌人露出了豺狼的凶相，他们残酷的折磨方志敏。

他们给方志敏吃霉米饭，里面都是稗子、谷壳和沙石。一天洗漱饮用只给两碗水，牢房里黑暗潮湿、老鼠到处跑，臭虫爬满墙、虱子满被褥。方志敏本来就患有肺病，残酷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敌人还不断的用酷刑摧残方志敏，用皮鞭抽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方志敏忍受着巨大的痛疼，毫不动摇，没有透露一点党的机密。

敌人黔驴技穷，没有办法对付方志敏了，最后，又拿来纸和笔，让他写“口供”。方志敏被捕后一直想写点东西，就利用这个机会，埋头写了起来。他知道，时间不会太长了，敌人总会下毒手的。

在牢房里写作的艰难可想而知，方志敏又重病在身，写不了多大功夫就头晕。他咬牙坚持，一字一字的写。实在不行了，就停下来喘口气。

敌人还以为方志敏真的在写“口供”呢！

就这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方志敏饱含激情和对党的忠诚，在敌人牢房里写下了传世之作：《清贫》、《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作品。书稿写成了，怎样才能带出监狱交给党组织呢？

有一个狱卒非常佩服方志敏，经常和方志敏聊天。方志敏多次给他讲革命道理。没有别的办法，方志敏就求这个狱卒把书稿带出监狱，先送交鲁迅先生，再请鲁迅先生转交党中央。狱卒接过方志敏的书稿和给党中央的一封信，跪在地上哭着说：“先生，我也是穷人的孩子，知道你是为穷人革命的好人。你放心吧，我就是提着脑袋也要把你的东西送到。”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这一天，南昌城里军警满街，交通中断，小商小贩也都被赶走了。

看守端来了早饭，不是往日的霉米饭。方志敏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方志敏吃了个饱，他太饿了。

要上刑场了。方志敏最后看了一下牢房，挨个和铁栅栏里伸出手的难友们告别。

难友们含着热泪说：“永别了，方志敏同志。”

方志敏微笑着说：“同志们，永别了，早日出去干革命！”

天下起了雨，天也有情啊！

囚车穿过戒备森严的南昌城。方志敏向窗外的老百姓挥了挥手。有人认出戴着手铐脚镣的是方志敏，不禁掉下了眼泪。刑场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方志敏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方志敏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

刽子手的手哆嗦了，扳不动枪机。方志敏望了望烟雨蒙蒙的天空，最后一眼看了看他可爱的中国大地，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万岁！”

方志敏同志英勇牺牲了，他年仅35岁。

什么是真理

真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是从局部到整体、从相对走向绝对的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任何真理都是全面的、具体的。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社会意识是有知识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在生存意识的主导和思维意识的指挥下，通过对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分析处理产生出来的，指挥社会主体行为的意向、路线、法则、政策、方案。

例如，生存发展意识、认识实践意识、家庭婚姻意识、法律规范意识、宗教信仰意识。

社会意识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华丽宫殿，是人通过对知识的分析处理建筑起来的具有自身特点，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宏伟建筑。社会意识同知识有着根本的差别。

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是现实的社会运动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建设富裕文明小康社会的社会运动，是社会意识的活生生的表现形式。

社会意识的表述和传播形式是各种理论、观点、主义、思想、文学、艺术、知识等。

对人类社会和绝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符合这一真理标准的社会意识就是真理，凡是不符合这一真理标准的社会意识就不是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真理。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徘徊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的理论表现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表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意识，对欧洲各国的社会进步和绝大多说人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是当时当地社会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完全符合真理的标准，是时代的真理。

中国人民提出的和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战略方针是真理。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生存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完全符合整理的标准，是今天的时代真理。

NBA球星皮尔斯 外号“真理”。

人类在历史中创造的灿烂文化和文明是真理。以佛教和道教代表的东方文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东西方各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存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是人类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完全符合真理的标准，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古老真理。

在人们认识真理的过程中，无数人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提出了各种关于真理的观点。

真理是标志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真理是一个学术界与大众都广泛使用的概念。许多思想家都自诩代表真理，然而彼此之间可能毫无共同之处，甚至针锋相对。探求真理是人类的本性之一，然而有意识地区别真理与谬误，始自巴门尼德关于“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区别：真理被认为是永恒的、不变的，这也是对真理最通俗的描述。

要坚持真理---不论在哪里也不要动摇。 —— 赫尔岑

任何一个可信的道理都是真理的一种形象。 —— 布莱克

因为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 —— 赫尔岑

真理不存在于丑化了的现实里。 —— 乔治·桑

真理的小小钻石是多麽罕见难得，但一经开采琢磨，便能经久、坚硬而晶亮。 —— 贝弗里奇

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它们之令人倾倒，正是由于自己的富有智慧的朴素。 —— 高尔基

在真理和认识方面，任何以权威者自居的人，必将在上帝的戏笑中垮台！ —— 爱因斯坦

真理是时间的孩子，不是权威的孩子。 —— 布莱希特

寻求真理的只能是独自探索的人，和那些并不真心热爱真理的人毫不相干。 —— 帕斯捷尔纳克

尊重人不应该胜于尊重真理。 —— 柏拉图

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 —— 周恩来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 —— 李四光

关键在于要有一颗爱真理的心灵，随时随地碰见真理，就把它吸收进来。 —— 歌德

必须有勇气正视无情的真理。 —— 列宁

凡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 —— 爱因斯坦

真理的发见，或道德责任的完成，都引起我们的欢欣，使我们整个生命震颤…… —— 克罗齐

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 —— 莱辛

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 鲁迅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 郭沫若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 —— 哥白尼

真理不是一种铸币，现成的摆在那里，可以拿来藏在衣袋里。 —— 莱辛

坚持真理的人是伟大的。 —— 雨果

越是接近真理，便愈加发现真理的迷人。 —— 拉美特利

如果你想独占真理，真理就要嘲笑你了。 —— 罗曼·罗兰

在我所讲的一切中，我只是探求真理，这并不是仅仅为了博得说出真理的荣誉，而是因为真理于人有益。 —— 爱尔维修

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得不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 —— 博克

不用相当的独立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 列宁

一个人要发现卓有成效的真理，需要千百万个人在失败的探索和悲惨的错误中毁掉自己的生命。 —— 门捷列夫

真理的旅行，是不用入境证的。 —— 约里奥·居里

我们探求真理，在一切事件中，获得真理是最高的快慰。 —— 桑塔耶纳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 曹禺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 —— 达·芬奇

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击它，你的攻击就愈加充实了和证明了它。 —— 伽利略

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 马克思

真理尽管苦涩，然而鲜明。 —— 普托里尼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 —— 泰戈尔

一个训练有素的思想家的主要特点在于，他不在佐证不足的情况下轻易做出结论。 —— 贝弗里奇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 王充

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 毛泽东

马克思认为理论的符合于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 —— 列宁

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 —— 斯大林

人类用认识的活动去了解事物，用实践的活动去改变事物；用前者去掌握宇宙，用后者去创造宇宙。 —— 克罗齐

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只是因为它是和谬误以及虚伪对立的。 —— 车尔尼雪夫斯基

遇到有承认自己错误的机会，我是最为愿意抓住的，我认为这样一种回到真理和理性的精神，比具有最正确无误的判断还要光荣。 —— 休谟

人们还往往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去教人，而坚持的却是错误。 —— 歌德

向他的头脑中灌输真理，只是为了保证他不在心中装填谬误。 —— 卢梭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马克思、恩格斯

只要在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变会变成错误。 —— 列宁

真理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通过。 —— 泰戈尔

过去的错误的学说不宜忘掉不谈，因为各种真理都要在和错误斗争之中，才能维持他们的生命。 —— 克罗齐

只有在斗争中无所畏惧，才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把自己雕塑成器。 —— 张志新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 屈原

我生为真理生，死为真理死，除了真理，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 王若飞

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拥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 —— 刘少奇

我们只愿在真理的圣坛之前低头，不愿在一切物质的权威之前拜倒。 —— 郭沫若

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不担风险地占有它要高昂得多。 —— 莱辛

我们对于真理必须经常反复地说，因为错误也有人在反复地宣传，并且不是有个别的人而是有大批的人宣传。 —— 歌德

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 —— 伏契克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 司马迁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 孟轲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文天祥

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 方志敏

为了保存一个人的生命，而背叛了千万人的解放事业，遭到千万人唾弃，那活着还有什麽意思？ —— 王若飞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 巴金

一个人在外漂泊多年，不为他乡的温柔所迷惑，不为路边的美景所吸引，迈着轻快灵便的脚走向回家的路。

也许当初走得太远，也许回去的路早已改变，不知走了多少天，不知走了多少年，故乡依旧那么遥远。

轻盈飞快的腿脚在漫漫长路中渐渐沉重乏力，但从不停顿和后悔。

形只影单奋力前行，双脚流出的血染红了身后长长的路。

前面的路一定还会有洪水和猛兽，既然要回家，就不能畏缩和惧怕。

家乡有三间呵护自己长大的土屋，荒坟里有养育自己的父母，村子里有喂过自己奶水的乡邻，还有纯朴无瑕的真情真爱真善。

为了这些，斯人要长途跋涉；为了这些，斯人要回家。既使客死路上也不放弃。

一个出游在外的普通人不懂得多少道理，更不懂得人世间多少人怀世故。但他在没有死亡之前，老想弄清一个问题。

即什么是真理？

从哲学角度上讲，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然而人们为了正确认识某一事物需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哪怕是小小的一步？

哥白尼、耶和华为了真理付出了高贵的生命；司马迁为了替人辩解真相遭受腐刑；文革中有多少人因说句实话被批斗而死；今天又有多少人因实事求是被打击压制？

大自然的秘密奥妙无穷，人生社会又何尝不是？世间的真理有的我们穷其一生也探索不透，有的浅薄得让人一目了然。然而就是一些浅显易懂的却让人无法理喻洞悉。

《皇帝的新装》这一寓言讽刺了聪明的皇帝大臣还赶不上一个玩童对客观的认识；指鹿为马的典故验证了官场上还有许多学富五车而分不清鹿马的大臣。

什么是真理？

对我们一般人而言，弄清它的真谛不必象爱迪生等科学家经过无数次失败去发明创造，也不必象孔子、如来佛祖等圣人历经磨难去寻找人生的大彻大悟。只要不象皇帝和大臣们一样把最简单的无当做有，不象赵高及其党羽们把最明了的此当做彼，只要象漂流在外的人一样知道有家，知道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报答，也就明悉了什么是真理。

明白了什么是真理，还要进一步做到掌握真理、坚持真理，这样才方显做人的本色。

怎样才能做到这样？

这正如前面一个想回家的人，为了回家，不管最后能不能到家，无论路途多么遥远艰险，只朝着心中的方向前进，永不畏惧永不退缩永不改变永不放弃。

任何年代，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要崇尚真理，追求真理，固守真理，而且至死不渝。

远大前程的重要人物的简析

周恩来自述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

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民国也有艺术生，他们是如何出道的，如今小鲜肉的套路都是玩剩下的？

民国时期的艺术生大多都是绘画方面的，不同于现代的艺术生种类多样。他们出道的方式一般都是开画展，请一些圈内大佬过来站台，或者登报，总之出圈的方式就是这么几种。不过经典的出圈方式却只有几种值得大家品味，下面就来细细说一下民国艺术生的经典出圈事件。

徐悲鸿在还没有出圈成为大师之前曾经在法国留学，专门学画画，那时候他还是非常苦逼的学生党。这个时候有个人举办了一场文学会，还邀请了孙中山先生去参加，搞得名气非常大，孙中山先生也算是民国顶流，于是与他沾边的活动也会更加容易获得报纸版面，于是这场文学会就得以出圈，与如今蹭热度的方式完全一致。但是徐悲鸿不认可这个文学会，便自己举办了相同性致，内容完全相反的文学会，按如今的方式来说就有点捆绑拉踩的意思了，但由于徐悲鸿拉进去的人都是民国的意见领袖，明星咖位可能不如孙中山，但是胜在人多，也算是熠熠生辉，而且更快地出圈了，徐悲鸿也算是通过这一场舆论战成功出道。

不过说起来拉踩之道使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张大千的经纪人了，当时这个经纪人是一个报纸的编辑，他通过拉踩当时北京城里最出名的画家，成功让张大千成为新晋流量。他们先是暗讽那位画家，等到画家知道了，些东西登报骂他们的时候，他们又嘲笑画家无耻，自己对号入座。然后张大千的经纪人再写打油诗骂回去，一来二往，张大千的名字就被大家熟知了，他的名气打开以后，加上自己的画作功底深厚，也因此成功出圈，成为了有名的大作家。

以上两件事就是民国艺术们的经典出圈套路，对比今天来说的确是玩剩下的了，不过今天出圈的方式也更加困难了。

好了，关于“王若飞留学时间”的讨论到此结束。希望大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王若飞留学时间”，并从我的解答中获得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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