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指引我们始终与时俱进、矗立前沿，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夯实自身的创新基础，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挺进。

发端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在15世纪传播到英国。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逐步取得海上霸权。同时，欧洲市场发展变化，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进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英国高度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实现了生产过程中精细的劳动分工，其与传统手工业相较简单易学，吸收的从事毛纺织业生产的人口几乎占到了全国居民的一半。相较于18世纪中叶后的产业革命，这一时期的技术特点是原有技术的扩大使用与完善，并注重从德国和尼德兰引进先进技术。英国政府也大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人才政策，广泛吸收国外人才。比如，规定每户外来的工匠以为英国培养一名学徒为定居条件。格雷山姆学院允许任何市民进校听课、不收学费，许多科学家来此讲座、聚会、交流、讨论，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传播、应用和科学家的培养。

这个时期的英国与意大利、法国和德国保持着广泛的学术交流。一方面，英国的年轻学者如哈维、波义耳、哈雷等通过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留学和学术访问成长为著名科学家，进一步壮大和提高了英国科学家的队伍及其水平。另一方面，也把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国的优秀科学传统和先进科学成果带回英国，极大促进了英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留学人员给英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科技史上近代早期较著名的技术引进方式。

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贸易扩大，法国开始了海外拓殖的进程，政府采用重商主义政策，使得国内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15世纪70年代，第一批印刷厂出现在法国。16世纪初，巴黎和里昂已经有了规模较大的印刷厂，出版物畅销国内、远销国外，为16世纪法国的文化繁荣准备了条件。19世纪初，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约半个世纪后，法国开始仿效英国进行工业革命。他们从英国引进先进技术，如焦炭熔炼、织机纺织等，很快出现机械制造企业。近代科学的兴起和英国革命的成功，以及笛卡尔的怀疑与理性主义的传播，使发源于英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在法国掀起了高潮。

德国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因素的长期积累助推了其崛起。1818年—1846年，普鲁士国民学校学生增加近一倍，适龄儿童入学率82％，到19世纪60年代提高到97.5％，国民素质空前提高。1810年，德国创立了新式大学——柏林大学（现洪堡大学），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鼻祖。柏林大学将教学与研究统一，这个原则后来普及全德各大学，实现了德国科学与教育的双重体制化，影响和促进了世界教育与科学的发展。柏林大学也云集了当时德意志最有名的科学家与学者，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成为推动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重要因素。二战后，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长时期快速增长，最初得益于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扶持，后又从德国特色“社会市场经济”系统连贯的创新制度环境汲取动力，随着十九世纪70年代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科学与技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德国与美国一道因较早实现电气化而进入世界工业强国行业。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开放，往往起端于这个地区或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智力的学习引进，充分利用先进地区和国家的科技成果推动这个地区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进而使科技飞速发展，再而推动经济文化的全面腾飞，实现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并带动与之伴生的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经济中心和科学中心相互促进、互为增益。

无论是“干中学”还是“用中学”，“巨人”之间的相互欣赏和借鉴，通过不同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参与全球竞争，在相互学习中实现崛起成为必由之路。推动增长的创新系统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学习系统。全球化的“知识溢出”并非一定自动发生，而是一个艰苦的寻找、适应、掌握要领、变被动为主动的过程。政府有效降低经济发展、创新治理等秩序的“重建成本”，以与国际竞合格局和科技规律契合的制度安排灵活处之，不断保持并增强国家创新系统的强大学习能力，至关重要。顺应时代特征，考察网络联系、研究联结的规律，激发国家创新系统的活力、效率，快速反应、互相耦合，以系统及生态之力助力发展，成为当前推进中国科技发展之“是”。

来源：“科协之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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