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这个何清儒留学时间问题集合的探讨。我将以开放的心态回答每个问题，并尽量给出多样化的观点和角度，以期能够启发大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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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有什么用？

近与女儿一起念三字经，吾之本意是趁着孩子年龄小读一点中国经典的一些书籍，这其实还算不上读经，只是饭后随意间与女儿的一次亲子阅读。但对于读中国经典之书，吾一直推崇之，认为作为中国人应多读经典，这对个人是非常有益的，可能也是希望女儿做个有识之人吧，切莫如其母一遇到写文章就脑子一片空白所写之文空空如也。关于读经与否，曾有读经之争，下面所列为“读经有什么用”一书中的众说纷纭。读经？废经？民族精魂？封建迷信？复兴之路？亡国之途？ 读经之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1934年《教育杂志》发函给学界专家，咨询对于学生读经问题的看法，搜集到蔡元培、唐文治、钱基博、顾实、陈立夫、王新命、任鸿隽、陈望道、陶希圣、翁文灏等人的意见书七十余篇，后于1935年编辑成专刊出版。专刊涵盖了当时教育文化界各派的代表性意见，涉及各级学校是否应读经，如何安排课程，读哪些经，怎样读经以及经与中国历史、国家前途、民族性格、儿童身心等等诸多方面，大多能开诚布公、平心静气。此次出版，除了重新整理编排，校订文字，编制版式外，还增添了作者小传及多篇相关阅读材料，以期供当下身处“国学热”中的各方人士参考借鉴之用。 目录提要唐文治先生的意见：读经当提倡久矣！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姚永朴先生的意见：经者，无论孔孟以上，群圣人之言行，萃于其中，至精至博，足为万事之标准。夫经之所言，乃人人之所固有，本于天理，惬于人情。历代信仰，莫之敢易，良由于此。学者不欲保存吾国文字则已，如欲保存之，以振起中国特立之精神，则读经一事，其关系岂不重且大哉！陈朝爵先生的意见：故今所议，不空言读经，而曰恢复读经，不忘本也。大、中、小各级学校，读经皆为必要课程。古直、曾运乾、陈鼎忠、方孝岳四位先生的意见 ：经也者，吾国立国之精魂，民族由此而尊，民权由此而崇。舍经而言教育，吾惟亡国是惧，他何论焉！王节先生的意见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立者何，精神是也。经者，吾国先民数千年来精神所系者也，崇之则治，违之则衰且乱。欲挽救垂危之中国，必自复兴经学始，欲发扬吾国伟大之真精神，必自表彰经学始。何键先生的意见：余主张学校读经，并宜从小学始，在余意计中，固谓其有百利而无一弊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与立者何？民族精神其大端也！……中国文化，由六经造成，历时久远，蒂固根深，吾人苟认昌明固有文化为时代急需之要求也，读经斯为必由之路矣！杨寿昌先生的意见： 呜呼！今日国难急矣！民德堕落矣！新失其新，旧失其旧，旁皇歧路，莫知所归。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之孔子之学说，以起我国民已失之灵魂，将谁望乎？将谁望乎？ 忆钦先生的意见：二十年来，学校废止了读经，一般学子，失了教育的重心，而为各种庞杂的学说所熏染。只有孙中山先生，老早就看得很清楚，深知其中的弊病，所以对恢复民族地位的政策，便确定为要把固有的道德和智识，恢复起来。固有道德和智识的策源地即在经书，而恢复固有道德和知识，也只有从读经下手。 雷通群先生的意见：我照字面说，是不赞成“读经”两字，只通过“经训”两字，因为惟在“经训”中才能求出功用性。钱基博先生的意见：立国之道，尤有其大经大法，断非剽取他邦文物所能为功。举国数千年积成之风习，与其足以支配国民之心理者，有最深之关系，而其支配数千年之国民心理以维世教于不敝者，不得不推《四书》、《五经》。 顾实先生的意见：学校之读经问题，本不成问题也。然而居然成为问题，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岂非适足以见国家之多故哉？郑师许先生的意见：我们要救国，当从一切的学术上救起。经学也是一种学术，所以极需要有一部分的学者负起这个重责，勿使薪尽烬灭，千万千万。所以我的办法，打算在已办国学研究所的大学里特地开设一个经学深造班，或经学专攻班，养成将来的标准的经学大师。这样我国经学的地位才得提高。江亢虎先生的意见：余主张读经，尤主张小学读经，不第求经训之普及，端蒙养之始基。至于中学、大学，不妨自由研究。 李蒸先生的意见：中学时代，经不可不读，万不能全读，宜选其菁华，弃其糟粕。小学时代，只可就经中嘉言懿行，改编为语体文，以为教材，不必读原文。任鸿隽先生的意见：我不晓得主张读经的，其真正目的在哪里。第一，读经可以代替文字的训练吗？这个答案当然是“不能”。其次，要问读经是否即可以成功复古运动，我们的答语也是“不能”。要想拿读经来做复古运动，等于白日做梦，其结果也非归于失败不可。 陈立夫先生的意见：中西文化之所以殊途进展，其一在精神方面作畸形的发展，其一在物质方面作畸形的发展，乃由于西洋人先发现物质之重心与物质之动力，而中国人则先发现精神之重心（中）与精神之动力（诚）。如此见解不误，则“经”即在现代亦仍为最有价值之书。郑鹤声先生的意见：读经之成为问题，不在专科大学而在中小学。夫经非不可读，特就中小学生论，读经宜力求简单化，读经宜力求切实化。朱君毅先生的意见：今日学校，应否读经，确有讨论之价值。第一，艰深之书，未必即为无益之书。第二，思想原无古今之分，而只有是非之别。第三，学有体用之别。为用之学，自应求其说理精确，而为体之学，不妨求其含义广大。经乃为体之学也。蔡元培先生的意见：为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讲一点《诗经》，为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书经》与《春秋》，为哲学系的学生讲一点《论语》、《孟子》、《易传》与《礼记》，是可以赞成的。为中学生选几篇经传的文章，编入文言文读本，也是可以赞成的。若要小学生也读一点经，我觉得不妥当，认为无益而有损。 李书华先生的意见：我觉得在现在的中国，应该极力设法普及科学知识，提倡科学研究，推广科学应用。这一类的问题，实在是当前的急务。至于读经一层，或者还是次重要的问题，似乎可以不必多加讨论。胡朴安先生的意见：读经与尊孔不能并为一事，更不能以读经即为尊孔之表示。吾人所以尊崇孔子者，尊崇孔子之人格，非尊崇孔子之思想；即以思想言，亦是尊崇孔子能合时代之思想。经为孔子二千年所删订之书，已有大部分受时代之影响而不甚适宜。王新命先生的意见：《五经》除却专家不必读，《十三经》至少要删去《诗》、《书》、《易》、《礼》、《春秋》这五种，其余不妨读。中等以上学生不必把它作为教科书读，只能把它作为参考书读。就是把它作为参考书来读，读经的目的应是“温故而知新”，不应准备把整个古代的遗物来充实现代人的生活。何清儒先生的意见：经书不是小学学生能读的。中学学生或有相当了解的能力，但若将经书全部逐字去读，是非常的不经济，并且亦不能适合程度。大学学生可说是读经最适当的人。……不读经书，是因为程度能力的关系，亦不是忘本不忘本的问题。至于对于拯救国难复兴民族，是否有关系，看不出多少来。 杨卫玉先生的意见：我对于读经的感想，以为第一是怎样读法的问题。以为一读了经就可救国家、正人心，未免太存奢望。以为读了就要陷到地狱一般，这也未免过火。……如果承认应该读经的话，只能把它当作读书的一种，不应先存了一个郑重其事观念，特别提出名之曰读经。假如吾们为“经”而读经，那就死读经不是善读经，结果不但不能多造成救国之士，多几个误国之士也说不定。陈鹤琴先生的意见：经书含义宏深，文字古奥。如果要教小学生领略经书的精义，第一步要把经书的文字和编制，先加选择和改造。李权时先生的意见：不佞主张中学及大学列读经为必修课，因为读经有文学的价值；读经有道德的价值；读经有怀古爱族的价值。缪镇藩先生的意见：作者主张应从早放弃小学读经，转一方向，来提倡从政人员读经，或许要切合些咧。刘英士先生的意见：归纳起来，我是赞成读经，而又同时反对人家提倡读经的。凡是力能读经而又喜欢读经的人，随时随地都有权利读经，却不必枉尽义务去提倡读经。读经就是读经，问题简单得很。吴自强先生的意见：我对于读经在学校教育方面，不绝对反对，也不完全赞同，我是反对小学读经，而赞成中学以上，可以酌量诵读。崔载阳先生的意见：经书文义虽多深奥，或失却时代性，可是其中文字显浅，意义纯正，适合现代中学生研究的，量亦不少。选择一些来读，结果未必比读我们今日做的教科书来得坏。郑西谷先生的意见：读经不是无意义的，但经书上的话，也不能真的当作一成不变的“天经地义”。我以为现代读经，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估定经书的价值，有价值的才教人去读。读经的目的，正从经书中认识古代的文化。黄翼先生的意见：用宗教的态度去读经，我以为是应当排斥的。以读经为道德教育的方法，也是应当反对的。但我却赞成受高等教育的人读些经史古籍。……读经史必须先有相当的成熟和准备，所以低级学校中是绝对不相宜的。章益先生的意见：读经应成熟到高中以上程度方可认真去读，且批判地读、有选择地读，同时应经子并重。范寿康先生的意见：儒家是中国古来哲学中的一大派，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当然值得研究，此外喜欢读经的人当然也可以自由去读。可是，若把读经问题解释作“在中小学中必须设读经课”的问题，那么，我个人却不得不表示反对。谢循初先生的意见：读经问题，不在经本身，乃在读者为谁以及目的何在。至于主张恢复小学读经的理论，与因火车出轨而主张恢复土车的理论一样可笑，不值一辩。陈钟凡先生的意见：读经必先具有相当的常识以为工具，故非有相当的修养不能率尔从事于此。至于一般青年是否皆有这种功夫，那非我所敢知，然则现在有人主张中小学的学生皆要读经，这是什么用意，更非我所能明白。赵廷为先生的意见：我们若舍弃成见，平心静气地解决这读经的问题，就应该要采用“社会需要”和“心理需要”这两个标准，加以估评。据我的估评，“经”只可供对于所谓“国学”有兴味的人们研究和赏玩，决乎不宜定为中小学校的教材。陈礼江先生的意见：我对于读经的意见有两点：一、我反对强迫读经，尤其是强迫中小学学生读经。二、我认为“经”不过是古代的哲学和文学一类的东西，如果要读，当另有读的方法和读它的人，而不是要强迫个个人读的。方天游先生的意见：经为中国古代文化之总汇，缀学之士，从事籀绎，势所当然。但在各级学校列为课程，强人人以必修，则殊非得计。盖经之为用，有得有失，非有百利无一弊也。朱秉国先生的意见：照我看来，主张读经者所持的理由，都是说不通的。……教中小学学生读经，徒然妨碍青年思想的发展，也许会减少青年对于科学的兴趣。读经只可以教少数人读，如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或者其他专门研究国学、整理国故的人，决不能教一班中小学学生都去读。陈柱尊先生的意见：吾国近二十余年来，学校既不读经，且不注重德育。于是有谈及仁义道德者，皆以腐化目之。渐染日久，遂至人欲横流，泛滥而不可救。民怠而奢，国贫而侈，欲内忧外患之不日亟，其可得乎？故自今以后，学校每周选择适于程度之经书讲授一二小时，似有不容缓者矣。陈高傭先生的意见：作者认为，以历史学家的态度，从现实问题出发，在了解现代思想懂得科学方法的前提下，方可读经。傅东华先生的意见：像读经这样一张服过二千多年的陈方，现在仍想拿它来服用，以为可以发生意外的效验，那是除开“迷信”两字之外再寻不出其他形容词来的！……无论从文学的或历史的观点去读经，经就都应该看做一套Classics,而不该看做一部Bible。……经决不是人人所该读，尤其不是中小学生所该读。杜佐周先生的意见：道德的标准是随时代而改变的。在古时以为有道德的，在今日未必以为有道德。倘若我们不顾及时代的潮流和注重实际的需要，擅把《四书》、《五经》作为中小学的教材，强迫学生去学习，则不特学生方面将“莫明其妙”，毫无获益；即教师自己恐亦解释为难，不能自圆其说。高觉敷先生的意见：经学原非无研究的价值，但是这个研究，是少数专门学者的份内事。倘主张一般青年都得以宝贵时间从事读经，则我根本反对。姜琦先生的意见：在原则上，我绝对地反对学校读经——反对学校读原本的《四书》、《六经》。不过在国文、公民及历史的教材中，我也主张不妨一部分取资于《四书》、《六经》中之可懂的、有启发性的、不违时代性的材料。程时煃先生的意见：吾人须知处此二十世纪之时代，必使中国现代化，方足适应现代之环境。经书中多不适现代之语，无可讳言。苟特标读经之目，施诸各级学校课程之中，其结果必使儿童与青年收效于道德修养者少，而不合现代思想者多，所谓利不胜害。高践四先生的意见：讨论读经问题，当先问“读经”二字之范围。如范围不是狭义（限于童年在学校以读经为功课之一种），而是广义（包含童年、青年、成年，在学或不在学），我就很赞成读经的。蒋复璁先生的意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信仰，一个时代的生活，这就是时代的精神，很自然的形成，决不能勉强更改的，更决不, 能使这前进的时代拉退多少年，归还原路。……不读经书，那是自然的趋势。要现在的学生像从前那样读经，吾想为大可不必。刘百闵先生的意见：经之蕴奥，在伦理与事理。伦理在行，而事理在明。“行教”不重文字，重教育与陶冶；“明教”有由经验而得，有由读书而得，能读书自亦为明事理之要道。……提倡读经，吾主成年以后读。 吴研因先生的意见：经的应读不应读，实在是不成问题的。所成问题的，只是下列的几点：（一）以读经教学道德，究竟有多少效果？（二）不需要并且不能读经的小学儿童，是否应当强迫他们去读？（三）需要而且已能读经的普通中学生，是否应当不加选择地叫他们“毕读”全文？（四）国文程度已高的例如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读起经来，究竟应当叫他们用什么态度去读？倪尘因先生的意见：经可读，但不必尽人皆读。……所谓经可读，便是给研究文学的人，特别是研究古文学有兴趣的人当做文学读。不然就给研究思想史的人当做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和伦理思想史读。所谓不必尽人皆读，便是一般人都不需要读。陈望道先生的意见：经书是古代社会文化的史料，内容繁复，编制散漫，无论从学术说，就教育说，都不适宜做一般人的读物，只可以做一些专家研究的对象。谢六逸先生的意见： “经”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一部分，是古人的业绩，我们不能轻视它。但读经如不得法，便损伤它的价值。孙寒冰先生的意见：我并不绝对反对读经，但我反对读经的运动。读经与道德无关；读经与救国，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治心先生的意见：把所谓十三经的内容分析一下，本没有尊崇的必要，只可供各科专门研究的材料。而且欲现代学生大家去读这一套，不但没有多少用处，也是时间所不许的。……我们不必提倡读整个的经，采取《论语》、《孟子》中关于修身的材料来放在公民课中，也就够了。江问渔先生的意见：我国在这个内忧外患、重重压迫的当儿，一般人民，方痛心疾首，惶惶然以民族前途为虑，乃一部分教育界知识分子，忽然又闹出什么“读经”问题，居然“甚嚣尘上”。真是令人莫明其妙。周宪文先生的意见：我以为天下没有绝对好的书，也没有绝对坏的书，所以既没有绝对可读的书，也没有绝对不可读的书。第一是看读法如何？第二是看需要如何？如果上述两大前提（即合理的方法与急切的需要）都有“肯定”的答案，那么经固然可以读，应该读，不过希望勿要让它来“救国”。翁文灏先生的意见：此问题并无重大关系，殊不值得多费讨论。 尚仲衣先生的意见：教育在其本质上，是要供给人们对于生活的正确要求，并且训练他们，使之有满足这种生活上正确要求的技能与力量。但是在殖民地中，教育却走了歧路。……在这种矛盾上所产生的变态教育中，读经遂成了一切教学的中心。而《耶经》、《可兰经》、《犹太经》以及儒经的主要作用，又重新活跃于现代的教育系统中，以移转一般殖民地人民的视线，消灭其本身的具体的正确要求。王西徵先生的意见：眼看帝国主义者的魔手就要将我们的儿童和青年抓出生活的圈外，而我们的统治者及其士大夫们却要将我们的儿童和青年引到古老的封建的绝路上去逃避。这不是什么“教材”、“教法”的枝节问题，我们须得睁开眼瞧，打定主意应付。 陶希圣先生的意见 ：倡读经的人的意思很简单。经是许读不许通的。要你起畏怖的感情，不许你用学术的观察。如果自由研究经，你便会把你的思想给弄得活泼了，活泼的思想的人们，是不大听话的。不听话，便不是好东西。刘南陔先生的意见 ：从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说，小时均读过经书，多少受点经书的益处，或从文字方面说，或从立身方面说，不能说毫无关系。但决不能因为本身之关系，一定要我们之后辈，走我们那条旧路。林砺儒先生的意见：若望中国文化有新生气，便该走上创新的路。读经应采取熔解改铸的态度。可是这又恐怕中小学生办不了！ 吴家镇先生的意见：一方面不必公然主张读经，一方面不必公然主张废经。因为经书或许为我国数千年文化精华之所在，民族精神之寄托。至于是否列入教育部之公民训练课程标准，则大可不必。周予同先生的意见：恕我愚笨，我真不知现在主张“读经”的人何以认为必要？为学术吗？我不反对，而且赞同。然而，经不是一读可了的，而是应该让少数人客观地去研究。为政略吗？我想聪明的当局决不作此想。为民族精神吗？这亦只是一个极笼统而错误的观念。……主张读经的先生们，清醒点，国家民族的福利和你自己儿女的身心健康是不应该这样“儿戏”似的牺牲掉的！柳亚子先生的意见：时代已是一九三五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曾作忠先生的意见：读经必须要顾虑到四件事：一、学生的能力；二、学生的兴趣；三、学生的需要；四、社会的需要。经书按照课程改造的原理说起来，实在没有加入中小学课程中的理由。叶青先生的意见：中小学校不可读经。大学除了有关于经的学系（如中国[古]文学系、中国史学系等）外，也不可读经。在教员和一般人方面，除了他的研究有关于经外，同样不可读经。而读经的人，目的只是站在社会进化立场上作种种历史之科学的研究，任务在探出我们过去的进化之迹。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都另有其正当的途径，与读经没有关系。武昌中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诸先生的意见：兹问题重大，非集思广益，不足以得其真理，经邀集敝校中国文学系诸先生及研究中国文学有关各员开座谈会，冀得一结论，但主张读经与反对读经及主张节取经义者，各有其人，几经辩难，意见未能一致。……但就本国现状，亟应建设中国本位文化，树立社会中心思想……

宋棐卿的简介

次年，再往欧洲考察学习。1927年回国，筹划重营毛纺业，同时帮助其父扩展德昌营业，在济南、青岛、烟台、天津等地，经营出口地毯、发网、草帽辫，兼进口汽车、呢绒等。

1928年往天津开办德昌贸易公司，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1932年春在天津组成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他任董事长兼经理，生产“羝羊牌”毛线。

1934年春，他聘请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继泽任公司化学试验部主任兼技师，加强对毛质的化验和染色的分析，大力革新技术，改良产品。创办《方舟月刊》，发行近万份。聘用心理学博士何清儒任人事部主任，制定厂训、厂歌和“东亚铭”，编印《东亚精神》《东亚声》半月刊，宣扬“劳资互惠”、“劳资合作”。制定一系列奖惩与福利措施，增强职工对公司的向心力。聘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储揖唐任广告部主任，开展广告宣传。他派宋宇涵出国，考察英、法、意、美、日等国的毛纺新技术，了解国际行情。扩大营业部和经销商店，在各地建立代销处达600余家，分别聘请一些大商号为各地总经理。后兼并天津祥和毛纺厂，改组为东亚第一分厂。

诗经 维清

《诗经：维清》

维清缉熙，文王之典。

肇禋，迄用有成，

维周之祯。

注释：

1、维：语助词。

2、典：法。

3、肇：开始。禋：祭天。

4、迄：至。

5、祯：吉祥。

译文：

多么清明又是多么荣光，

因为文王有着征伐良方。

自从开始出师祭天，

至今成功全靠师法文王，

真是我周王朝大吉大祥。

赏析：

这是《经》中最简短的篇章之一。作为一首与《国风》一类抒情诗意境迥然不同的《颂》诗，光看原诗十八字的文本，对诗意的理解肯定不会太深，这就有必要通过阅读一些距原诗创作时代相对比较近的汉代学者的阐说以及朴学鼎盛时期的清代学者的考证来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和主题思想。

按《毛诗序》云：《维清》，奏象舞也。郑笺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蔡邕《独断》云：《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武、舞古通）》之所歌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武王受命作《象乐》，继文以奉天。汉儒之说如此。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考云：《象》，文王乐，象文王之武功曰《象》，象武王之武功曰《武》。《象》有舞，故云《象舞》。胡承珙《（毛诗）后笺》云：郑谓武王所制者，武王之作象舞，其时似但有舞耳。考古人制乐，声容固宜兼备，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则武王制象舞时，殆未必有诗。成王、周公乃作《维清》以为《象舞》之节，歌以奏之。案胡氏说诗周公作，是矣。襄二十九年《左传》，吴公子札观周乐，见舞《象》箾《南》龠者，此《象》谓舞，不谓诗也。《礼记-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仲尼燕居》，皆言下管《象》，此《象》谓诗，不谓舞也。制《象舞》在武王时，周公乃作《维清》，以节下管之乐，故《维清》亦名《象》。据此，可知《维清》一诗文句虽简单，但在《周颂》中地位却较重要：它是歌颂文王武功的祭祀乐舞的歌辞，通过模仿（所谓象）其外在的征战姿态来表现其内在的武烈精神。按《雅》、《颂》之诗，称扬文王多以文德，赞美其武功，那就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

诗首句感叹当时天下清平光明，无败乱秽浊之政，次句道出这一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文王有征伐的良法。据《尚书大传》等记载，文王七年五伐，击破或消灭了邘、密须、畎夷、耆、崇，翦除了商纣的枝党，为武王克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沿用文王之法而得天下，推本溯源，自然对文王之典无限尊崇。下面第三句肇禋，郑笺解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枝伐，即讨伐纣的枝党（如崇国）以削弱其势力。郑说有《尚书中候》、《春秋繁露》等书证，肇禋即始创出师祭天之典，自确凿无疑。《大雅-皇矣》叙文王伐崇，有是类是祃之句，类是出师前祭天，祃是在出征之地祭天，与此篇的肇禋也是一回事，可以彼此互证。最后两句，迄用有成直承肇禋，表明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郑笺）；又以用字带出用文王之法，暗应文王之典。维周之祯则与第一句维清缉熙首尾呼应，用虚字维引出赞叹感慨之辞，再次强调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同上）。作者这样的文字处理，未必是刻意为之，而在结构上自有回环吞吐的天然妙趣。戴震《诗经补注》谓其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对此诗小而巧的结构却有着较大的语义容量深有会心。

这样的一首古诗，因其内容感情距当代读者的生活过于遥远，在接受过程中要产生审美快感，是比较困难的，但通过上文的分析，当能使读者对此诗有比较确切的理解。如果此诗的乐舞能够复原，那么，欣赏这一武舞，观看一下打扮成周文王之师的舞蹈家表演攻战之状，感受一下其武烈精神，应是一大艺术享受。

诗经 维天之命

《诗经：维天之命》

维天之命，于穆不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

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

注释：

1、维：语助词。

2、於：叹词，表示赞美。穆：庄严粹美。

3、不：借为丕，大。

4、假：通嘉，美好。溢：马瑞辰《毛传笺通释》：《尔雅-释诂》：溢、慎、谧，静也。诗言溢我，即慎我也，慎我即静我也，静我即安我。

5、骏惠：郑笺训为大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惠，顺也；骏当为驯之假借，驯亦顺也。骏惠二字平列，皆为顺。

6、曾孙：孙以下后代均称曾孙。郑笺：曾，犹重也。笃：指笃行，行事一心一意。笃，厚。，两段歌词，结尾处以咏叹作副歌。这种形式，在当代歌曲中，也还是很常见的。

译文：

是那上天天命所归，

多么庄严啊没有止息。

多么庄严啊光辉显耀，

文王的品德纯正无比。

美好的东西让我安宁，

我接受恩惠自当牢记。

顺着我文王路线方针，

后代执行一心一意。

赏析：

《维天之命》是《周颂》的第二篇，无韵，篇幅不长，充满了恭敬之意、颂扬之辞。诗为祭祀周文王之作（《毛诗序》所谓大平告文王也），因文本中有文王之德之纯、骏惠我文王等句可证，古今并无异议，但对成诗之时，则汉儒、清儒之说有分歧。郑玄笺云：告大平者，居摄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礼作乐。他认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五年之冬。而陈奂《诗毛氏传疏》则云：《书-雒诰》大传云：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维天之命》，制礼也；《维清》，作乐也；《烈文》，致政也。三诗类列，正与大传节次合。然则《维天之命》当作于六年之末矣。《雒诰》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郑注云：周公制礼乐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礼，仍令用殷礼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职，然后班行周礼，班讫始得用周礼，故告神且用殷礼也。郑谓周礼行于七年致政之后，是也。而笺以告太平为礼未成时，在居摄五年之末，则未是。诗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孙笃之。自在制礼后语矣。据他考证，郑玄之说有误，此诗当作于周公居摄六年之末，即公元前1110年。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认为陈奂之说较郑笺为有据也，兹从其说。

此诗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四句说文王上应天命，品德纯美；后一部分四句说文王德业泽被后代，后代当遵其遗教，发扬光大。读者稍加注意，便会发现前后两部分在结构上有所不同。前一部分有一个逆挽，也就是说，今传文句将原该是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纯，於乎不显的平行结构在句子的排列组合上作了小小的变化。语义丝毫未变，但效果却很不一样，两个於字的叠合，更显出叹美庄敬之意。而后一部分没有用感叹词，作者便任句式按正常逻辑排列，平铺直叙，波澜不惊，在唱出重音赞颂文王之后，以轻声顺势自然收束，表示出顺应文王之遗教便是对文王最好的告慰，这样一种真心诚意的对天祈愿与自我告诫。

从诗的句式看，此诗中第四句文王之德之纯与第七句骏惠我文王完全可以压缩成文王德纯、骏惠文王这样的句式，如此则八句均为四言，整齐划一。《周颂》中不是没有这样纯用四言句的诗章，如《臣工》、《噫嘻》等即是。因为《周颂》中多无韵之诗，可能会有人将这种句式参差与匀整的不同与有无韵脚联系起来，以为有韵之诗句式以匀整为尚，无韵之诗句式以参差为尚；这样看的话未免太绝对，上举《臣工》、《噫嘻》等无韵（江永《古韵标准》谓《臣工》韵不分明，语尚含糊）之诗也是齐言句式，就很难以此解释之。笔者以为《颂》诗的句式参差与否，除了语言表达上的需要外，恐怕更多的是合乐的需要。据郑觐文《中国音乐史》说：《颂》律与《雅》律之配置不同，《雅》为周旋律，《颂》为交旋律。而阮元《释颂》强调《颂》之舞容而谓其全为舞诗。据此，则《颂》诗的音乐大约因切合舞蹈的需要而旋律变化多一些，句式参差与匀整正反映出其旋律的差异。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笔者不敢妄断，谨以之求质于治中国古代音乐史者。

至于说此诗的内容，实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颂扬文王德配上天，对其美德顶礼膜拜，正是周公摄政制礼，确定祭祀文王的规格仪轨之后，创作祭舞祭歌的必然主题。而因其言词古直，情意朴素，尚无矫揉造作之弊，令人读来并不致于像读后世千篇一律的祭祀歌辞那样产生反感。

王国维诗词

王国维诗词

1、《蝶恋花》

谁道人间秋已尽，衰柳毵毵，尚弄鹅黄影。

落日疎林光炯炯，不辞立尽西楼暝。

万点栖鸦浑未定，潋滟金波，又幂青松顶。

何处江南无此景，只愁没个闲人领。

2、《鹧鸪天》

列炬归来酒未醒，六街人静马蹄轻。

月中薄雾慢慢白，桥外渔灯点点青。

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

更看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

3、《点绛唇》

万顷蓬壶，梦中昨夜扁舟去。

萦回岛屿，中有舟行路。

波上楼台，波底层层俯。

何人在？断崖如锯，不见停桡处。

4、《点绛唇》

高峡流云，人随飞鸟穿云去。

数峰着雨，相对青无语。

岭上金光，岭下苍烟冱。

人间曙，疎林平楚，历历来时路。

5、《踏莎行》

绝顶无云，昨宵春雨，我来此地闻天语。

疏钟暝直乱峰回，孤僧晓度寒溪去。

是处青山，前生俦侣，招邀尽人间庭户。

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

6、《好事近》

愁展翠罗衾，半是余温半泪。

不辨坠欢新恨，是人间滋味。

几年相守郁金堂，草草浑闲事。

独向西风林下，望红尘一骑。

7、《采桑子》

高城鼓动兰釭炧，睡也还醒，

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

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8、《西河》

垂柳里，兰舟当日曾系。

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

怪管道着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度烟水。

西风水断伴灯花，摇摇欲坠。

宵深待到凤凰山，声声啼鴂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

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

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9、《摸鱼儿》

问断肠江南江北，年时如许春色。

碧阑干外无边柳，无落迟迟红日。

长堤直，又道是、连朝塞雨送行客，烟笼数驿。

剩今日天涯，衰条折尽，月罗晓风急。

金城路，多少人间行役？

当年风度曾识。

北征司马今头白，唯有攀条战臆。

都狼藉，君不见、舞衣寸寸填沟洫。

细腰谁惜？算只有多情，昏鸦点点，攒向断枝立。

10、《好事近》

夜起倚危楼，楼角玉绳低亚，

唯有月明霜冷，浸万家鸳瓦。

人间何苦又悲秋，正是伤春罢。

却向春风亭畔，数梧桐叶下。

11、《如梦令》

点滴空阶疎雨，迢递严城更鼓。

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

无据，无据，斜汉垂垂欲曙。

12、《浣溪沙》

路转峰回出画堂，一山枫叶被残阳，看来浑未似秋光。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13、《临江仙》

过眼韶华何处也，萧萧又是秋声。

极天衰草暮云平，斜阳漏处，一塔枕孤城。

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狰狞。

红墙隔雾未分明，依依残照，独拥最高层。

14、《浣溪沙》

草偃云低渐合围，琱弓声急马如飞，笑呼从骑载禽归。

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那能白首下书帷！

15、《浣溪沙》

霜露千秋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经秋何事亦孱颜？

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憇征鞍，只应游戏在尘寰。

16、《浣溪沙》

昨夜新看北固山，今朝又上广陵船，金焦在眼苦难攀。

猛雨自随汀雁落，湿云常与暮鸦寒，人天相对作愁颜。

17、《青玉案》

江南秋色垂垂暮，算幽事，浑无数。

日日沧浪亭畔路。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

可怜愁与闲俱赴，待把尘劳截愁住。

灯影幢幢天欲曙。

闲中心事，忙中情味，并入西楼雨。

18、《阮郎归》

女贞花白糙米力，江南梅雨时。

阴阴帘幕万家垂，穿帘双燕飞。

朱阁外，碧窗西，行人一舸归。

清溪转处柳阴低，当窗人画眉。

19、《浣溪沙》

天末同云黯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

江南寥落尔安归？

陌上挟丸公子笑，座中调醢丽人嬉，

今宵欢宴胜平时。

20、《满庭芳》

水抱孤城，云开远戍，垂柳点点栖鸦。

晚潮初落，残日漾平沙。白鸟悠悠自去，

汀州外，无限蒹葭。

西风起，飞花如雪，冉冉去斜帆。

天涯，还忆旧；香尘随马，明月窥车。

渐秋风镜里，暗换年华。纵使长条无恙，

冲来处，攀折堪嗟。

人何许？朱楼一角，寂寞倚残霞。

沉醉东风·维扬怀古

锦帆落天涯那答，玉箫寒、江上谁家？空楼月惨凄，古殿风萧飒。梦儿中一度繁华，满耳涛声起暮笳，再不见看花驻马。

赏析

此曲写作者在维扬（今属江苏扬州）抒发的抚今追昔之感慨。首句“锦帆落天涯那答”是化用前人诗句，意为游船已落到天涯那边，旧王朝已消亡。那答，那边。次句“玉箫寒、江上谁家？”中，“寒”字用得十分传神，运用通感的手法，形象地写出了听到箫声后的悲凉心情。这支小令着重表现维扬的今昔不同。昔日的维扬歌舞升平，兴盛繁华；今日的维扬一片破败景象，耳边充斥悲笳。全曲抒发了作者对昔盛今衰（沧桑之感、兴亡之感、江山易主）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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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理论的发展历程

职业生涯管理理论源于20世纪初美国职业指导运动的兴起。从学科历史发展角度看,职业生涯管理理论的演进,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研究的历程。在我国,职业生涯管理理论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凸显出各种专业型人才需求的日益紧缺但同时又存在着大量人员无法找到工作的“结构性失业”状况。为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同的群体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导引,职业生涯管理理论的研究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　

1908年,“职业辅导之父”——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帕森斯创办了波士顿职业指导局,从事职业指导工作,这也成为人们公认的职业指导工作的滥觞。1909年,帕森斯撰写了《选择职业》,该书第一次运用了“职业辅导”这一专门学术用语,建构了帮助青少年了解自己、了解职业、以及人职相配的职业指导模式,标志着职业指导活动的历史性开端。帕森斯的这三个步骤包含了“知己、知彼与决策”的三重涵义,其理论成为以后职业指导理论的基石。

1939年,美国学者威廉姆逊出版了《怎样咨询学生》一书,进一步拓展了帕森斯的特质因素理论。他将职业指导分为分析、整理、诊断、预测、咨询(处理)、追踪六个步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指导方法,被称为“明尼苏达辅导学派”。该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占据了职业指导的主导地位。1942年罗杰斯所著的《心理咨询和心理疗法》一书出版,提出应以当事人为中心的,尊重人自我选择的能力及自由发展的权力。同时,罗杰斯以“人性善”和“人的本质潜能的可信赖性”为依据,创立了“当事人中心”的非指导学派。

1951年,金斯伯格等人出版了《职业选择》一书,通过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职业选择过程及其间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职业发展是一个与人身心发展相一致的过程”,向动态的职业生涯管理理论迈出了一步。1953年,舒伯提出了生涯发展理论,重在对个人的职业倾向和职业选择过程本身进行研究。他以差异心理学和现象学作为解释职业选择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个体生涯发展中成长、探索、建立、维持以及衰退五个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这一思想把职业指导上升到更高的层面,不仅以个人的发展为着眼点,同时也兼顾社会的需要和利益,从个体发展和整体生活的高度来考察个人与职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舒伯生涯发展理论的提出被认为是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形成的标志。　

20世纪60年代至今,职业生涯管理理论继续得到了发展,具有代表性的为霍兰德的类型论与吉列特等的生涯决定论。霍兰德把人和环境区分为实际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以及传统型六大类型,以此为依据,把人的特质和这种特质所适合的工作联系起来。吉列特等的生涯决定理论则以“个体职业生涯发展过程是不断面临生涯决定的过程”为逻辑起点,提出了职业生涯管理中的预测系统、价值系统以及决策系统。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对于中国而言,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则是一种地道的“舶来品”。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初步引进、停滞与恢复发展的历程。

我国对职业生涯管理理论的引介始于民国时期。该理论的引入,与辛亥革命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衰密切相关,也深刻反映了当时我国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大量新式人才的紧缺和大批学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成为职业指导理论被引入中国的直接动因。

191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刊物《教育与职业》第15期专门刊出《职业指导》专号,进行宣传和推介。同年,清华学校校长周寄梅为了指导学生择业,发起了择业演讲活动,聘请名人、专家进校职业问题的演讲,指导学生填写工作志愿,以预测就业趋势,并为确定职业指导学科提供依据,此次活动可谓开创了我国指导就业的先河。

此后,在二、三十年代,一系列有关职业指导的著作不断出版。早在1923年,国外职业指导的理论研究也刚刚起步不久,邹恩润就编译了《职业指导》一书。该书通过对职业指导范围的界定,指出了职业指导的效用、机关和方法,该书是我国首次系统论述职业指导的著作,堪称我国职业指导理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其后,喻鉴清和陈重寅的《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江恒源的《如何办理职业指导》,何清儒的《职业指导学》,潘文安的《职业指导》,等等,对我国职业指导理论和实践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此后,欧美和日本的职业指导理论又相应地被介绍到中国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几乎每期都要涉及到职业指导问题。而黄炎培、蔡元培、胡适等当时的教育界名流积极投身到对职业指导和职业教育的讨论中去,则使得职业指导理论蔚为思潮,对20世纪20年代的学制改革、教育改革实践活动和教育理论的丰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当时的的动乱局势,职业指导理论并没有真正普遍地应用到实践中去。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和抗战胜利后内战的爆发,职业指导理论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各行各业建设人才奇缺,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各级各类的人才在配置方式上长期使用“统包统分”的政策,使得职业生涯管理理论没有用武之地。加之以后十年动乱,使职业生涯管理理论一度在中国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促使国家就业政策也逐步向“自主择业”的方向演变,经过近30年的发展,职业生涯管理理论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一方面,职业生涯管理理论的宏观研究蔚为大观。在职业生涯管理理论研究的初步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有1996年出版的朱启臻的《职业指导理论与方法》、俞文钊主编的《职业心理与职业指导》等。朱启臻主要从职业指导的学科类型,职业指导的功能和原则,职业指导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职业指导的基本途径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对职业指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梳理,该书对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职业指导理论的启动和发展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俞文钊主编的《职业心理与职业指导》,则以心理学为基础,全面介绍并评价了职业心理和职业指导的各种理论,以及国外各种职业指导和职业咨询的情况。旨在帮助求职者获得具体的方法和技能、以及如何达到对未来职业的适应,等等。从出版年代上看,这些著作是随着我国就业政策向“自主择业”政策的转变应运而生的。其后至今,一大批关于大学生职业生涯管理理论的宏观论著也相继出版,为当今就业政策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另一方面,具体到大学生职业指导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相继面世。尚志平针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主编的《职业指导与职业教育》从就业政策与法规、职业素质及养成方法、就业途径、创业意识与创业教育等方面,阐释了促使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掌握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的内容和掌握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技巧。熊志梅的《大学生职业指导教程》一书,则是针对全国高校毕业生实行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情况下,一些学生对这种形式无所适从而做。她把多种学说运用到该教程中来,厘清了学生择业、就业以及创业方面的若干问题,具有较强的教育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此外,大学生职业指导和职业道德关系的一些专题性论著也相继出版,则是通过职业价值取向角度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工作所做的一个指导。

总体上说,改革开放以后职业生涯管理理论论著的相继出版,对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自主择业政策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以及帮助缓解当今各类求职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事实,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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