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共同举办了国别科技史学术研讨会暨科学文化经典译丛发布会。

到目前为止，“科学文化经典译丛”已经涵盖了《葡萄牙科学史》、《韩国现代化之路》《美国科学史》、《美国技术史》、《德国技术史》、《意大利科学史》、《西班牙科学史》、《美苏科技交流史》等等十几种图书，这些书从国从国家的视角，着力展现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中，各国政府、机构、大学、社会以及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影响。讲述了技术转移的本土化过程，以及科学成果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既讲述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脉络和全景，也不乏各国政府的博弈和权衡，竞赛和合作，科技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科学家生活方面耐人寻味的描述。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和科技起点不同，所走的科技发展之路也各有千秋。

在这次会议中，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方在庆研究员（《德国技术史》的审译者）与会发言，讲述了德国的科技发展历程。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方在庆研究员在发言中。

整理︱施枷

科学文化经典译丛。

从国别科学史来说，跟中国比较接近的可能就是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都是从后进变成先进。但是，从后进变成先进，而且保持领先地位的，德国是一个典型。

要谈到德国，就离不开德意志的历史。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在1871年普鲁士经过三场王朝战争之后才统一。后来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最终形成现在的德国。所以我们讲到的德国，是以普鲁士为主。从科学技术的意义上来讲，它的发源可以追溯到普鲁士科学院的创立。

1700年，莱布尼茨创立了普鲁士科学院。创立初期，德国在整个世界的科技版图上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成果不大。普鲁士科学院创立了一些规范，应该是被遵循了。这里位于普鲁士北方，第一气候不好，第二环境也不好，用一句不太好的话说，就是鸟都不拉屎的地方。1810年，柏林威廉大学成立（1949年改名为洪堡大学），此时，普鲁士科学院已经成立一百多年了。

好多学者还是不愿意在地方待着，比如说亚历山大·洪堡。他现在被认为是洪堡大学的两个创立者之一，当年就不愿意待在柏林。因为环境和气候都不好，人口也比南方少很多。但是普鲁士奋发图强，采取了很多策略，吸引了大量来自法国宗教迫害的胡格诺教徒，他们带来了很多先进的工艺。此外，普鲁士科学院也吸引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像伏尔泰、莫培督（又译莫佩尔蒂）等人，欧拉等人都在那儿工作过。从科学成就上讲，这一百年乏善可陈，主要是奠定基础。

1806年，法国拿破仑打败了普鲁士，普鲁士于1807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提尔西特和约》，割地赔款。所以1810年建立柏林大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柏林大学是在外在压力下建立的，但是也有很多内部的因素，从大学本身来讲，已经有要进行改革，从传统的只重视教育这种单一的方式，转变为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然后把自然科学引入到传统的四大学院里面去，把哲学学院扩大。

在威廉·冯·洪堡看来，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只有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学术研究是个人处于既孤寂又自由状态下思考的结果。只有处在这种状态中，个人的注意力才能高度集中，从而产生创造性的工作。教学必须与研究紧密结合，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个性发展，从事他喜欢的学术研究。

另外，柏林大学还导入了比较先进的制度，尤其是研讨班。这种制度不只把学生当做一个被动的听众，而是一个积极参与的整合体，学生也参与教授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这种改革调动了大学师生的积极性。洪堡的大学理念，实际上影响了德国乃至世界的大学模式，像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大学都照搬洪堡的理念。

随着德国国家的统一，工业需求的增加。纯粹的学术研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所以要成立大学之外的研究所，最典型的就是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研究所的成立，实际上是三方合力的结果：首先是学界的支持，另外就是政府和工业界的支持——比如说西门子和亥姆霍茨。

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在德国开创了把物理和技术、工业结合起来交叉研究的先河。交叉研究打破原有的框架，最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黑体辐射实验，这是导致物理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结果。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为基于科学的工业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对科学仪器、测量装置和材料进行检测和证明。英国国立物理学实验室，美国国家标准局，就是以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为规范。

到了1910年，整个学界都觉得要进行变革。除了大学之外的研究所，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体制变革，就是原来的高等工学院并没有博士授予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歧视。高等工学院并不归文化部管，而是归贸易部管。很多工科教授对这种现状非常不满，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做了很多改革，比如说把工科教育从纯粹注重师徒传承，转成要加强数学学习，两者结合起来，同时进入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

有一些工科教授和威廉皇帝的关系非常好，在19世纪末到1900年的时候，工科院校也与大学一样，具有同等授予博士的权利，而且也提升到文化部管理。这对于工科院校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尤其这些工科大学教授，本身跟实业界联系非常密切。

《德国技术史》 作者: [德] 约阿希姆·拉德考 出版社: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年1月

到1910年的时候，他们觉得应该成立一个重大机构，就是威廉皇帝学会。威廉皇帝学会实际上是几方合作的结果。19世纪德国建国开始就开放了很多机会，犹太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是他们的祖先不敢想象的——当时犹太人在很多国家都受到歧视，是二等公民。在欧洲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能像德国这样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智。所以，很多犹太人主动提出，要向科学研究捐款捐物。当有人提出成立威廉皇帝学会的时候，犹太银行家利奥波德·科佩尔就主动捐献了一笔巨款，而且提出不要以自己的名字出现。当然他跟皇帝的关系就好了，这样就建立了和上层的联系，在社会上更有安全感。

皇家出地，犹太人出钱，再把一些重要的、有名望的人招过来，成立威廉皇帝学会这件事情也就水到渠成。从中可以看出，这也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威廉皇帝学会成立了几年之后，德国人想把爱因斯坦请过来，因为爱因斯坦当时被认为是哥白尼式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还没有在柏林——被认他们自认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地方，那太没有面子。所以，普朗克和能斯特这样的学界大佬礼贤下士，亲自到苏黎世去找爱因斯坦，并提出了非常优惠的条件。第一，给予爱因斯坦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称号，这是所有德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事情。第二，爱因斯坦担任柏林大学的教授，但是可以不上课。第三，专门为爱因斯坦成立一个物理学研究所。另外，工资也是最高等级。在爱因斯坦没答应之前，他们已经找犹太人商量好了，犹太人愿意给爱因斯坦支付额外的工资。就这样，爱因斯坦成为了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创始所长，实际主管所务5年(1917—1922)，名义上任职至1933年。

然后就是20世纪以后的一百年。二战以后，德国教育进入一个起飞阶段，普及高等教育。在德国上大学，原来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现在因为中学改革，上大学的机会增加，人数也增多。另外，德国特别强调社会公平，讲究平等。在德国没有进行大学改革之前，理论上每所大学都平等，学生注册以后，到另外一个地方修学也可以，学费也是得到承认的。但是后来发现，这种平权导致了一个问题。大学教育是由州政府来管，比较穷的州没有精力来改善大学的条件，所以后来采取精英大学的方式。2005年开始实行的 “卓越倡议” (2017年后改称“卓越战略”)，则强调突出“质”的提升与大学的精英化。

在这里面我想强调，德国人一直在思考自己有哪些不足，当自己落后的时候向别人学习，到领先的时候，考虑如何保持这种优势。德国科技非常强调文理、技术和科学的交叉，这打破了一些框架。德国的这种社团主义，特别值得学习。

比如说，柏林最有名的医学院就是夏里特，是柏林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工业大学共享。这在中国可能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其实在德国，其他大学也沉淀了很多交叉学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认知科学，它除了脑科学以外，还有心理学、哲学，还有计算机，所有这些都要结合起来。为此，德国人花了很大的气力。

现在聊天机器人chatGPT特别时髦，我就问它，德国的科学技术如何取得领先？它给了我一些很官样的回答，但有几点我还是觉得很可取，就是德国总是在求新求变，尤其是政府、学界、实业界，而企业在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好，像弗劳恩霍夫学会很多做法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说，那些比较小的企业，人数比较少，资金也比较少，但是它也想通过技术转移，技术创新而受益，怎么办？它们可以搞委托研究，政府先出钱，通过技术转移让小企业获利，以后再还回去。这里面有很多的规定，比如说工科学校的教授可以在工业界工作多少年，有的规定必须工作多少年，所以，大公司聘用了大量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有很多科学家得到了锻炼。对于他们本身的理论和技术成果转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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